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全党上下都曾经认为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常识性问题。然而，当我们面临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复杂问题时，我们又常常感到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理论界定。马克思曾经针对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宣布：“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本来，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当马克思面对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马克思看到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面目全非，马克思又感到对于这些人又不可以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来予以疏导的时候，马克思不得不以“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明，来和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关于“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明，应该说是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中吸取教训的历史事件。然而，现如今马克思的这句话竟成了时髦语。国外一部分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刻意制造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矛盾。海涅曾经对自己的模仿者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国内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消极地引用海涅的这句话，似乎马克思也必然是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不可否认，国内外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准确，甚至存在较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他们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上的错误，导致了他们的改革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导致他们的共产党腐败蜕变，直至最后丧失了政权。在这些国家，已经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又重新沦落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处于水深火热的雇佣工人。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件，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有人认为这是“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大失败。我们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改革之所以难逃失败的厄运，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苏联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并用以指导改革。东欧国家改革长期奉行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无论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社会主义”，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因此，在这种种错误理论的误导下，这些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私有化改革以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动摇了，随着这个经济基础的动摇，全部上层建筑包括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跟着动摇了。因此，在国际风云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顷刻之间即被颠覆。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的教训时，有人回避问题的本质。他们不愿意总结或很少总结：因为苏联奉行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导致苏联改革失败。他们特别不愿意总结：因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市场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失败。这些人往往愿意批判苏联采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的错误。这些人主张中国改革要注意借鉴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中国改革要走“渐进式”的道路。是的，是“休克疗法”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迅速解体，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政权迅速被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又重新确立。然而，“休克疗法”的错误固然少不了“休克”的因素，但是“休克疗法”的错误本质却不在于“休克”，而在于这种“疗法”本身。如果说苏联的改革是因为“休克疗法”的“休克”而失败，那么，东欧国家的改革就是因为长期奉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渐进式”积累而失败。改革失败不在于改革道路的具体走法，而在于改革道路本身的方向错误。在本文第四部分中我们将对市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做出详细的论证。

现在有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斯大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似乎把邓小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以及下一届或再下一届党的领导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做首先表现出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的当代领导人的尊重和爱戴，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这种错误做法，不仅会对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对我们党的当代领导人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实际上，这是用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方法对待我们党的当代领导人。按照这样数典忘祖的做法，不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而人为地无限抬高当代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同志搞的个人崇拜。林彪所搞的“顶峰论”的直接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当下这种人，将当今中共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对立起来，对当今在位的领导人搞“顶峰论”，这种人的用意和企图以及他们这样做的客观效果不是很清楚的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试想，所谓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处于前进过程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种新的理论还处于诞生过程中，就是说这种新的理论还处于被提出、论证、被实践检验、但还没有最终完成的阶段。一旦这种理论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或者也可以称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再属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关键，似乎还不在于这样使用在字面意义的不通顺。在一个理论体系中不同的理论部分都是科学真理的前提下，运用什么理论解决什么问题，这是由问题的性质和理论的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是否处于发展状态所决定的。拿物理学来说，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由伽利略和牛顿建立的古典物理学的丰富和发展。我们面临要解决无限宇宙空间中关于时空、物质、运动和引力之间关系问题时，我们就要运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们在语言表述上就必须明确：我们运用的理论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或者再含糊一些也只能说：我们运用的是20世纪物理学的新发展成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不能抽象地表述说：我们运用发展着的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发展着的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没有指向一种具体科学理论。事实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的发展。现代核物理学也是对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运用发展着的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人家就不知道我们究竟运用的是那一个理论了。同样“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理论所指。用“发展着的古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指导实践，和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种提法只是能够表明我们对理论的发展以及对运用发展以后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一种美好的愿望，除此之外并不包含更多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建议以后不再使用这种提法。

在当今社会，也有人不负责任地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有的人把自己清清楚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名下，甚至还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种人看来，自己的任何什么观点，都可以囊括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之中。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人类思想史上凡是能够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和思想潮流的学说体系，都有它特定的时代含义和科学的理论内涵。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没有确切含义的、松散的、甚至是各种对立思想都能兼容的概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的人说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话，被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也有的人也说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话，却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又是依据什么理论标准而做出的科学判断呢？我们认为这里判断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内涵。马克思主义是适应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工人运动不断高涨，适应这一形势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完成的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写作《共产党宣言》以及以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这个范畴还没有得到正名。因此，一个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的社会形态称为“共产主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概括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并且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针对卡尔·海因岑把共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教义，一种简单地废除私有财产和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恩格斯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它不是以任何别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共产主义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制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益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3]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在理论基础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实践中是否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在理论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实践中按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标准来看，我们党的众多的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众多成员都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那些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包括像李大钊、瞿秋白等有名的和那些无名革命先烈也都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我们党的当代领导人以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例如石油工人王进喜、农民陈永贵、环卫工人时传祥、解放军代表雷锋以及当代活着的雷锋郭明义等，也都同样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有其他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场上立说的各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立说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越来越不可调和。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从那时起堕落为露骨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便是这种庸俗经济学。由此看来，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学说对立源自两个阶级根本立场和根本利益的对立。至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其理论错误和阶级立场的不稳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以忽略对它的分析和批判。否则就会影响和误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牢固的工人阶级，最终导致对工人运动的误导。因此，我们说，凡是在理论基础上不坚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实践中不按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可以称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科学社会主义者。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凡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反对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科学社会主义者。换言之，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科学社会主义者，就是在思想理论上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人间正道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反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鼎力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人。尽管这种人在一些场合仍然自我标榜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但是他们早已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者。(www.daowen.com)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做出“两个不能否定”的基本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中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难题和挑战，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的科学总结。不仅对我们党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正确总结我们党奋斗的历史经验，而且对我们如何破解今天所面临的发展和改革难题，对于我们党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辉煌的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理论界不同的学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正确理解“两个不能否定”，关键是要坚持辩证的否定观。“不能否定”，不应理解为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件都不能否定。对“不能否定”做辩证的理解，是说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个别人和个别事件还是要有所否定的。无论改革开放前在个别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不容争辩。那么，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不能否定”肯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肯定的就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两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导下，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和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江泽民同志讲“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认为，一脉相承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东欧国家政党领导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践行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正义事业。因此，对于上述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辉煌的建设成就，我们不仅不能够随意进行否定，而且还要大力加以弘扬。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在于在理论基础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实践中是否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就必须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反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做斗争。目前对于中国发展和改革影响较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宣扬西方民主政治，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宪政观，在经济学教育和宣传领域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等等。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貌似纯粹科学，是普世的经济学价值观点，而实际上是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领域里占据了主流地位。有的高等学校，以所谓“国际化”为幌子已经彻底地完成了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这些院校中高薪聘请了“洋专家”，用政策排挤和剔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土博士”。即使是在那些不走极端的高等学校，在他们的教学方案里对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课程和教学力量，人们还是会发现西方经济学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隐蔽其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才将其政治经济学称为“经济学”。我们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前将其称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将其称为“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是连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都公开承认的事实。然而，我们的教育精英和我们不明真相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却以其所具有的外表形象（即市场经济学的外观）而将它奉为主流。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教学方向问题的“7·15谈话”。对于这个谈话，中央领导同志也做了批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例行公事做了“调查”，可是由于被调查的对象就是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人，自然这种“调查”最后必然是以走过场而告终。虽然以刘国光同志的“7·15谈话”发表为契机，中国经济学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经济学教学研究方向问题的大讨论。但是，由于有关部门对这场讨论有意见，他们消极对待这场讨论，最后学者们的热情也不得不逐渐地冷却下来了。现在，严酷的现实是刘国光同志当年所提出的经济学教学方向问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里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是愈演愈烈。事实上，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占领我们高校经济学教育阵地，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如果我们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北京大学奉行货币主义或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传统、清华大学奉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奉行新制度经济学传统……如果我们不能够引导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如果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陷入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迷信，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哪里还会有什么教学地位？我们虽然可以用行政命令做到使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课堂”，但是我们却无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进头脑”。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然是一句流于形式的空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会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教学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更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我们希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彻底解决我国经济学高等教育领域里“全盘西化”（即全盘资产阶级化）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