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俄国化，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资本论》中国化，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俄国、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俄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于欧美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的社会主义。从这一客观的含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奠定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沿着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道路进行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关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意义，毛泽东的经典表述如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65]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经典表述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道路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并获得最后胜利，到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指导思想的胜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十月革命道路和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也不是没有分析批判的。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与俄国或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不注重研究和发挥中国的历史条件，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沉重代价。例如红军时期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教条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之前，在解放区就实行了土地革命运动。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紧接着又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1953年，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制定并执行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小私有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集体所有制的道路。没收了官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此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据了绝对优势。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全社会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个人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特征来改造社会。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我们也曾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建设目标，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目标是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中国共产党也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且在结合中实现了创造性地运用或者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年，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开始思考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春听取的国务院35个经济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思考这十大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论十大关系》作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稿，1956年4月25日，首次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后来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一次对十大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其实《论十大关系》中有几个方面都是在总结吸取了斯大林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教训而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理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性质问题思考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作为讲话稿最初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后经修改和补充而成，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斯大林主持由苏联社会科学院专家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发行，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邓力群等同志组成的学习小组对上述著作进行学习和研讨，留下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学说体系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讨。这些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而阐发的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思考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成果理应构成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材料或研究起点。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界主流思想却极力排斥这一重要的思想材料。目前我们理论界的问题是，许多人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部分人不承认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人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全盘否定。第二种情况，一部分人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根本否定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人根本否定存在任何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标准的科学社会主义。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的同志，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样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准确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就无从谈起哪一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一个时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规定性？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用一个一以贯之规定性把它界定出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能说不是吗？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说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关键就在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质。由此，两个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个大的原则下，两个三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各自具有各自的不同的特点罢了。

（2）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略“退步”和战略调整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建设经验，坚持、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指导中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赢得了自己的发展时间、发展环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避免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这个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步重大的改革，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人民公社体制；第二步重大改革，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战略改革；第三步重大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伴随这些重大改革，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改革中也有效地借鉴和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发展和壮大国民经济。经过这些改革，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目前我国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为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是把一代领导人的贡献归结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退步，就等于对这一代领导人历史功绩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说领导苏联人民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和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十月革命并取得政权的列宁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不能说领导中国革命走长征道路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哪一个更伟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他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高歌猛进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伟大，而且在他领导人民在革命遇到挫折的紧急关头，为革命审时度势制定退却战略并实施退却战略，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其作用和意义也同样是伟大的。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世界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这一段历史性的光辉篇章，将永远载入人类社会奋斗和发展的历史，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

（3）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早在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资本论》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最后，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意义。在这里习近平同志将“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任务和《资本论》学以致用、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联系起来，足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指导作用的高度重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理论源头仍然是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资本论》，最根本的路径是《资本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继承毛泽东的道路，不能以任何理由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社会建设过程认识的根本性的理论概括。这个理论概括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等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纠正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国家计划或调节经济，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错误思潮和错误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贯彻要充分考虑我们社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国情，不可以教条化。我们既要反对丢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不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搞单一公有制、搞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搞超越历史阶段的按需分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就是要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66]究竟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有人认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问题不在于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问题在于我们要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并且我们要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最终胜利！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瓦解和颠覆的危险境地。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已经向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了的科学真理。习近平总书记说：“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能是以更大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坚定的步伐迈向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想彼岸。任何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拖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泥潭的企图，都必然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坚决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拘泥于旧有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退步的旧时代，而是正在完成一项前无古人的人类历史的伟大跃进。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实制度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必将是世界文明未来的道路。

以上我们分别研究了《资本论》俄国化和《资本论》中国化。关于《资本论》俄国化，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对于《资本论》俄国化的亲自指导；分析了列宁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开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分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步；分析了斯大林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气魄领导苏联人民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资本论》中国化，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走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在面对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危机，提出用新经济政策的办法实行战略退步；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表明，这是一条反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不能将《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理论，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半农奴制半封建的旧俄国；也不能将其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首先，是运用《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和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得出结论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其次，在《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确定俄国和中国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不能俄国化和中国化。《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大有作为的是《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化和中国化。和这个经济基础建设相适应的，是要加强上层建筑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需要。《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1867年出版至今已有152年的传播历史。在《资本论》这152年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资本论》俄国化出现曲折和失败，也在于没有很好地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因此，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资本论》中国化，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04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8—44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2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2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10页。

[22]赵家祥：《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3]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中国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www.daowen.com)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50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8—45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9—45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9—48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10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5页。

[3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8页

[4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页。

[41]《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2017年，第101页。

[42]《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2017年，第101页。

[43]《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2017年，第101页。

[4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0页。

[4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0—691页。

[4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1页。

[4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4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0页。

[5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2页。

[51]《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52]《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9—460页。

[5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8页。

[54]吴易风：《吴易风文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234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56]《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

[58]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

[59]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

[60]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61]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2页。

[6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6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