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为什么《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不意味着俄国和中国可以按照《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化？为什么《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必然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的实践加以总结，以便于更好地把它用于指导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第一，《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俄国化之所以有客观必然性，就在于《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奠定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论》不仅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意义，而且对于俄国这种和欧美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869年《共产党宣言》由巴枯宁翻译成俄文出版，还被西方讥笑为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然而，当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俄国各界知识分子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资本论》对俄国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人激烈地反对《资本论》的基本理论。针对俄国思想界的各种不同意见，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为处于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的俄国指出了一条超越庸俗生产力决定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困扰，俄国思想理论界异常活跃，但是也异常混乱。各派思想家都没有给俄国指出一条健康的社会发展道路。《资本论》传入俄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以它强大的理论力量吸引了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勇气和气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走出了开创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资本论》中国化，直接表现就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道路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超越庸俗生产力决定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得出中国不存在着走一条发展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并坚定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按照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通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978年以后中国开启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种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包括引进和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断蛊惑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55]。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6]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上来看，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崛起。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手段企图灭亡共产主义事业，消灭共产党。国外垄断资本利用我对外开放政策，企图控制我经济命脉。从国内形势来看，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有个别先富人士，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自己依靠党的政策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海外投资，根本没有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在当今时代的中国，仍然不存在一条纯粹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将和平演变成威胁的严峻条件下，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矛盾和未来发展趋势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可见，《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不是哪个先哲的灵机一动，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俄国和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进步力量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选择。这种选择为俄国和中国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历史前景，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方法论。《资本论》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因此《资本论》的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坚持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戒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马克思亲自解释和运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结论：俄国可以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践行马克思的理论结论走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走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根据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不是唯物史观的悖论。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理论界都有人陷入了思想混乱。一种人，似乎是更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括为一个公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人看来，既然俄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俄国就必然要补上这一课。俄国补不上这一课，就不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上往前走。因此，他们把苏共亡党亡国，看作是历史必然。这种人不承认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人，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承认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悖论，因此，这种人要去修改唯物史观。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

《资本论》俄国化，关键是将《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俄国化，即将其运用于具体分析俄国的社会历史，得出俄国社会发展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唯物史观的悖论，而是运用《资本论》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自然结论。

同样，《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即将其运用于分析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国际或国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旧中国可以而且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7]这是马克思最早对自己的唯物史观所做的经典表述。然而，这一经典表述受到了国内经济学者的质疑。例如，孟捷教授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表述为：“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孟捷教授把这样的唯物史观称作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并认为“自恩格斯以来，尽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申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但这些申辩似乎并不足以让批评者信服”^[58]。为了摆脱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困境，孟捷教授踏上了重新塑造唯物史观的新征程。首先，孟捷教授提出生产关系二重作用论。孟捷教授认为，生产关系除了具有“适应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关系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即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59]。在孟捷等人看来，唯物史观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生产力水平发展不高的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孟捷教授认为：“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一点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总是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某种来自生产力以外的因素，也会造成生产关系的改变。”^[60]这样，孟捷教授就完成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改造，提出了社会形态变化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说。那么，什么是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呢？孟捷教授说：“不管最初造成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当一个生产方式趋向于将剩余的榨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促成该生产方式在整体上不可逆转的变革，即本文所说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孟捷教授最后总结说：“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包含着新的历史过程因果性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61]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孟捷教授重塑唯物史观的历程和结果。我们从后往前分析。首先，在总结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理论成效时，孟捷教授虽然仍然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他却给生产方式变迁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加上了限定词“事先”和“事后”。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决定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是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作用。现在孟捷教授将“事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解释成了决定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这就远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至少是已经为远离马克思唯物史观打开了缺口。其次，孟捷重塑唯物史观，最关键的环节是他对生产关系二重作用的发现。孟捷对于生产关系作用的界定，最新颖的就是“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功能。那么，孟捷教授在这里究竟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吗？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孟捷所说的“统治者”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或者直接就是资产者或者是资产者的代表；无论如何，统治者的财产或统治者的收入都是直接生产过程中被统治者——工人阶级创造的，是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分配或再分配而获得的。因此，“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这种生产关系的所谓功能，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也是包含的。其实，当孟捷教授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当他认为在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突破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孟捷教授就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之中。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是根据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俄国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孟捷教授却走了相反的道路。在孟捷教授那里，因为有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就要总结出一个公式。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不具体分析俄国历史而得出类似于俄国的国家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孟捷的这种思想方法正是马克思批判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分析俄国的历史，用“一般历史哲学”——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都要从原始积累开始齐步走向资本主义，再齐步走向社会主义——得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结论。可见，《资本论》俄国化和《资本论》中国化，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必须要彻底肃清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样反对教条主义？具体说《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中，究竟应该鉴别哪些内容不能“化”？如前所述《资本论》俄国化，不能“化”《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既然“原始积累”理论不能俄国化，既然俄国社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那么，当然就有《资本论》中资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理论，也就不能俄国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不顾《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不顾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事实，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俄国农业公社的社会性质，不注意分析俄国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和条件，盲目地将《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套用到俄国，得出了俄国要爬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荒谬结论。这样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给马克思荣誉，而是对马克思侮辱。马克思公开声明，他坚决反对《资本论》被这样运用于指导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

同样，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或曰《资本论》中国化，也不能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不能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论述来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必然要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不能将“原始积累”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走瓦解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不分析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没有教训的。曾几何时，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主张中国要按部就班地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后，再由中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对无条件地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

既然《资本论》俄国化，不是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抄袭到俄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就存在着使这个理论成立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相对真理，是特定研究对象和特定条件下的相对真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适用条件，就有一定的特定的理论。而离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适用条件，这个特定的理论也就谈不上是科学的理论了。因此，一个特定的理论的运用，关键就在于要科学地把握这个特定理论的研究对象和适用条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更具体说就是把《资本论》运用于俄国，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适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教条主义在方法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它所搬弄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运用《资本论》指导俄国的社会发展的呢？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和工人阶级队伍状况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时，列宁还是运用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基本理论。但是，在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设时，列宁、斯大林对于这些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的东西就很谨慎地应用了。列宁、斯大林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在俄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绝不是机械地重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已有理论，而是创造性地概括和总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www.daowen.com)

同样道理，《资本论》中国化，也不是中国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同志也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移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肃清教条主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中国经济学界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甚至认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都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都是《资本论》中国化中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教条主义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有人通过改变《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称谓，或者简单地宣布一下《资本论》中的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被改造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论”，剩余价值理论被改造为“共余价值理论”，等等。他们的理由是，《资本论》中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的因素，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错，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真的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的因素，它们的确不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问题是，经过这样抽象以后的经济范畴，究竟还剩下了什么？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62]按照矛盾特殊性决定事物本质的原理，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关键的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63]在这里，首先，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火地岛时代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本质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两个时代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经济学。其次，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不能将火地岛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由此决定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资本论》的经济规律，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分析，归根结底，就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中国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内容中国化。当然，我们更要反对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教条化地加以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以下三个层次的关系：①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试图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来看，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②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来看，它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③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服务的阶级来看，它是服务于腐朽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最反动的阶级的经济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视为没有阶级利益体现的普适的经济学。更不能用它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学，否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总之，我们要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不分析其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盲目运用于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旧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代，新中国要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建设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这两个时代都是文不对题的。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化，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经济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是不能“化”的内容。

第四，《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在具体内容上“化”什么呢？主要是“化”《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揭示了共产党人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要坚定不移地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针对俄国东方社会特点又为俄国指出了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

既然俄国必然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那么，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程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后所建立的新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俄国直接走向“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64]。《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是同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后来列宁根据革命胜利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不同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显然是不再实用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要同传统观念做最彻底决裂，要创造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同样，《资本论》中国化，或者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就是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必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保护下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发展《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全国解放以前我党在解放区搞的土地改革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以《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为依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揭示了，未来社会是以土地和靠劳动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以《资本论》中的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来发展生产力，人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我们的战略退步，误以为我们会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经验，在新经济政策贯彻到最后，一定是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必将导致俄共终止新经济政策，重新进行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革命性进攻。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新阶段，一定是以从战略退却向战略进攻转化为特点的。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以更快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全社会统一调控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或调节经济。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不懂得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他们没有能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他们的理论无能就表现在缺乏创造性，他们只会复制各种教条：要么复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马教条，要么复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洋教条。我们的结论是，《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要践行科学社会主义，要创造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第五，《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必须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境界和勇气。这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意识，就是排除爬行资本主义的爬行意识的干扰，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十月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期，列宁特别注意从理论上科学地阐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论证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即使是在新经济政策战略退却时期，也仍然坚定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列宁告诫全党，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时期，我们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类似于战争年代的布列斯特合约的“退步”，我们进行这样的退步是为了更好的和更大的进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都高度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斯大林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在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苏联人民才能在短期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路线，因此才获得巨大的成功。《资本论》俄国化或者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概括。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假马克思主义必定要失败。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尔巴乔夫主义便是这种反面典型。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主义、形形色色的戈尔巴乔夫主义，必然要以断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告终结。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由于列宁、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取得胜利，却因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而失败。

同样地，《资本论》中国化，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必须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境界和勇气。过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现在俄罗斯经济学家克罗沃戈，又补充上一个“以俄为师”，这就是要求我们吸取俄国改革失败的教训。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已经跨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在我们前进遇到困难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以战略退却时的避难所，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以改革为名进行战略退却，最后将战略退却变成了实际的社会主义退却，并不可控制地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极右势力人士企图要把已经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再拉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当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设要更加坚强有力。首先，共产党领导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要有更明确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意识和坚强的跨越意志。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就是要有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顽强拼搏、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共产党人就是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和情怀。即便是战略退步和调整时期，共产党的建设也不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共产党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以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领导人民进行主动的有组织有节制的战略退步。否则，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强调中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单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高，因此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更适合搞社会主义。但是，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旧中国，中国没有机会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道路选择，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科学的、可行的、辉煌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说清楚了落后的、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为什么能够走通这条光辉的道路。现在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转化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坚强奋斗意志。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