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的二月风暴以后，俄国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按理说，革命应该告一段落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应该寻求转变为长期的巩固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作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领导俄国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可是，在瑞士过着流放生活的列宁，闻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立即就得出自己的判断：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几经周折，列宁取道德国和瑞典，秘密于1917年4月3日夜里返回彼得格勒。第二天也就是4月4日，列宁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列宁做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史称“四月提纲”。“四月提纲”的核心思想是：“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是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中。”^[40]列宁提出将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四月提纲”却遭到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其他党派以及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对。孟什维克批评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从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是企图使俄国社会发展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许多党员认为，这是列宁长期旅居国外，脱离俄国社会生活条件而提出的“乌托邦计划”。他们的一致判断是，当时的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物质条件。

他们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恩格斯当年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如前所述，恩格斯对于俄国革命最大限度地承认俄国能够发生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绝不承认俄国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更谈不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给俄国革命以支持，因此，按照恩格斯的逻辑，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后，绝对不具备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十月革命前，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就激烈地反对“四月提纲”，把“四月提纲”斥责为“梦话”，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说俄国工人阶级远远没有成熟到能够支撑一个强大国家政权的程度，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将政权强加给他，那只能意味着把他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则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并诅咒俄国社会主义不能成活。不幸的是，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还真的没有走出——考茨基魔咒。

在十月革命胜利100年以后的今天，在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强调俄国1917年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中国理论界许多人回避谈十月革命，不敢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与贡献。而在少数肯定十月革命的理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也还是存在问题的。理论界的这种状态，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极为不利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理论家对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究竟存在哪些错误。周尚文在《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一文中说：“列宁长期流亡国外，俄国的实践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对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敌我友力量的配置以及革命的步骤、前途等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今天看来，‘四月提纲’所提出的转变革命方针的理论依据是欠缺的，确有空想主义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4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能得出当时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发动社会革命还为时过早的结论。”^[42]“列宁在病床前特地要手下找来著名的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七卷本《革命札记》，翻阅该书后，他口授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坦率承认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43]那么，“转变革命方针缺少理论依据”、革命转变“有空想和超历史阶段的问题”，这种革命为什么还能够获得胜利呢？“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什么还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呢？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周尚文的回答分两个层次。第一，“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在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并有百分之百能取胜的时候才能发动的”。第二，周尚文以列宁的“先投入战斗，然后见分晓”，来说明俄国十月革命是实践的胜利。周尚文的文章标题是《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周尚文试图证明十月革命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选择。然而，按照周尚文这里的论证，十月革命是在不具备革命发生条件的情况下的列宁的一次偶然冒险。因而，按照周尚文的逻辑，他恰恰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而不是历史的选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真的不具备革命和革命胜利的条件，那么，这个革命是不会获得胜利的。如果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这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不说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的物质条件是客观的，不能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是具备这个客观物质条件，那么，我们就无法证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是必然的。如上所述，周尚文用三段文字来证明十月革命及其胜利是不具备物质条件的，他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转变革命方针缺少理论依据”“有空想和超历史阶段的问题”，这种革命为什么能够获得胜利呢？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其客观条件的。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事件就会发生。反之，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事件绝不会发生。我们通常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其条件都是客观的不可动摇的。我们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事件必然发生所应具备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定历史事件发生必须具备基本条件，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居然爆发了，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居然胜利。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要任何科学的逻辑！

其次，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是怎样“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不具备客观经济前提”的。周尚文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坦率承认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论我国革命》一文全文不超过3000字，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列宁驳斥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十月革命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前提”论调。在这样的论战性的文章里列宁怎么会站到敌对立场上去坦率地接受论敌攻击自己的观点呢？(www.daowen.com)

列宁对于十月革命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前提论调是十分蔑视的。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列宁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亦称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活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44]很明显，在这里列宁用“背得烂熟”“金科玉律”“各种‘博学的’先生们”等来描述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用的是贬义。列宁在说明自己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克服了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才取得了胜利。我们不知道周尚文先生怎么能够从这里领悟出，列宁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不具备客观经济前提的？如果列宁真的自己也认为十月革命不具备革命发生的经济前提，那么列宁岂不是自己也陷入了这种教条主义了吗？

对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们影响而产生的苏汉诺夫等，列宁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这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当作口头禅”“千百种强调一再重复”等，这些措辞还不能说明列宁对这些人和他们所持有观点的鄙视吗？从列宁的这种态度我们还不能够看出列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吗？怎么能说列宁“坦率承认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呢？不知道周尚文先生的结论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再来看列宁是怎样回应他的论敌的。针对有人批评列宁过于激进，列宁反驳他的论敌时写道：“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45]

针对反对派攻击“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回答道：“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46]列宁显然是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来说明它加速和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进而用这种联合的力量来说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凝聚。怎么能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不具备经济条件呢？

总的来说，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列宁不承认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列宁论证十月革命的条件，主要是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所创造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进行论述的。列宁的论述没有提及他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评价问题，或许是因为革命奔波没有读到马克思的这些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