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会疑惑：为什么你们非要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跨越理论进行对比？为什么你们非要这样残酷地在两位伟人的理论观点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之间的差异或者它们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其实，我们选择做这样的工作，绝不是我们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恩格斯的跨越条件理论，是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事实相矛盾的。这种理论矛盾，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人们也许还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是，当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以后，人们必须要清楚地回答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反动势力的“颜色革命”的颠覆威胁。目前，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以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借口否定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国的理论界，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空想成分；还有人跟在第二国际理论界的身后，讲所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还有人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搞早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甚至有人公开以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先胜的条件论未能满足，来否定苏联曾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22]。在这种人看来，苏联东欧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在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共产党蛮干的结果。因此，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夭折，或者是尽快改弦更张，走变相的资本主义道路。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些人又跟在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后面污蔑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23]。这些人进行“理论论证”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唤起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是没有困难的。这种困难就在于，中国现实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吗？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依据都是恩格斯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事先胜利的条件论。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就必须对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先行胜利的条件论做出取舍。理论的坚定性来源于理论的彻底性，“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4]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比较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做一比较，我们发现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们先来谈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的相同之处。第一，恩格斯1875年出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在马克思的建议下完成的。因此，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许多观点的阐述，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例如，澄清特卡乔夫对于恩格斯的一些无端的指摘，批判特卡乔夫的巴枯宁主义倾向，等等。

第二，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写道，“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5]由于这个序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当然可以认为这里的观点是马克思认同的。

从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俄国这个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存在着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位亲密战友在跨越理论上的不同之处。首先，在跨越理论文献中，形成于1875年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发表后，马克思在他之后的著作中并没有引证和肯定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观点。如前所述，当时是马克思向恩格斯建议，“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于是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批判特卡乔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于1875年完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而马克思于1877年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明确知道此前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对有关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有过研究。但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援引恩格斯的观点予以肯定。另外，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各个草稿中，也仍然没有一处在很具体的理论层面上肯定恩格斯的上述成果。这绝不是马克思的疏忽！马克思对待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没有哪一方面能够允许马克思埋没恩格斯的研究成果。上述这些事实就足以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不是不赞成恩格斯1875年完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主要观点？

其次，从跨越结论和实现跨越的条件方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原则上差别。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俄国民粹派和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支持他们为俄国公社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全新道路。这是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全新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又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坚信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公社面前，存在着这样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主要障碍：主要是新兴资本力量的影响。根据这些分析马克思给出了实现跨越的办法和路径：首先，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其次，公社将走向大规模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集体化道路。然而，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其“序言”和“跋”来看，对于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判断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恩格斯相信俄国公社趋向解体；其次，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还承认俄国公社存在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恩格斯却又从给出俄国公社跨越条件的角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上所述，恩格斯给出的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26]要知道，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不仅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在20世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在上述国家也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最后，从对跨越的含义来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也有较大的不同。关于跨越的含义，恩格斯对问题的表述：“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7]在这里恩格斯把俄国公社跨越发展的时间起点定位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前，东方国家是不可能跨越的。这就是说，恩格斯只承认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避免的灾难到底是什么？是开辟资本主义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和斗争，还是西欧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常情况下也要经历的痛苦与斗争？如上所述，马克思一直主张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马克思一直主张，俄国公社既不用经受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经验的不足而走曲折道路所带来的苦难，也不用经受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而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恩格斯则只强调，俄国公社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因此，恩格斯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认识，限于减轻资本主义发展由于经验不足而带来的痛苦。恩格斯不是明确主张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阶段。事实上，马克思是强调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走向作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趋势的那个社会主义。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28]。马克思显然是主张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径直走向资本主义所趋向的那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走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2）恩格斯的理论错误以及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上的重大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著作出版以后，还默默地试图对恩格斯的理论错误进行纠正。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重视，而事实上并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足够重视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而有效地加以澄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思想混乱以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对其予以澄清。(www.daowen.com)

首先，马克思纠正了恩格斯对于俄国公社性质的片面认识。恩格斯把俄国公社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和古希腊古罗马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没有区别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得出俄国农村公社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结论。正是这种思想倾向，使恩格斯看不到俄国公社光明的前途。事实上，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俄国公社能直接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成果而获得新生的可能性的。而马克思则对俄国公社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分析。马克思承认：“……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29]但是，如前所述马克思更看重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这种时代性就足以使俄国公社能够获得新生。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第二特别是在第三稿中，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作为现代的农业公社与历史上的各种公社的本质区别：第一，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第二，在俄国农村公社中房屋及房屋所附属的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第三，耕地是公共财产，定期在农民中间重新轮流使用；马克思把俄国农村公社概括为二重性：兼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30]。马克思坚持俄国公社有两种前途：或者私有成分占了上风，走瓦解的道路；或者公有成分占了上风，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恩格斯是坚持认为俄国公社只有一种前途，即瓦解的前途。

其次，对俄国人习惯的劳动组合，恩格斯否定其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积极作用，而马克思却给予积极的肯定。特卡乔夫用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来论证俄国公社能够有新生。恩格斯对此予以彻底否定。恩格斯说：“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是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31]在恩格斯的心目中，俄国劳动组合的发展水平永远也达不到西欧资本主义劳动组合的水平。总之，恩格斯否定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会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说：“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32]可见，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有利于向共产主义集体生产过渡的观点是积极肯定的。

最后，对于土地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它已经经历了许多变革而顽强地保留下来了，它有利于俄国公社实现向共产主义跨越是显然的。

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些纠正和补充来看，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在同特卡乔夫论战时，不知不觉地将俄国公社孤立化，使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联系。这样俄国公社就成了没有任何升级和希望的过时了的东西。这样恩格斯也就看不到俄国革命的新高潮与新机遇。总之，马克思坚持辩证法，恩格斯却不知不觉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3）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恩格斯的错误影响到他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

马克思是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克思不会像对待其他论敌那样通过公开论战来解决认识分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晚年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马克思写道：“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一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33]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马克思只能默默地纠正恩格斯的错误，而不能采取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方式纠正恩格斯的错误。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理论错误所进行的这些纠正，并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首先，这种理论错误，必然会使恩格斯低估俄国的革命力量。他说，“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34]恩格斯继续说：“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35]恩格斯这里否定俄国革命力量的存在。当然，恩格斯也就看不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逼近。

其次，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俄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曾批评特卡乔夫说：“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3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以及其高超的论战手法对待特卡乔夫。首先，恩格斯抓住特卡乔夫把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称为“社会革命”，将其否定为“这纯粹是一种赘言”。其次，恩格斯推断出特卡乔夫想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怕被别人误会，恩格斯还特别界定为是“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恩格斯断然否定俄国发生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跋”中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37]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否定1882年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恩格斯更加强调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俄国公社跨越的作用。恩格斯相信俄国也许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甚至也相信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能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推动，但是恩格斯仍然坚信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行胜利，俄国是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见，恩格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俄国可以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事实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