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5]对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经典表述，理论界许多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学者都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自己的解读。对于这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的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我们当然也可以表明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更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理论观点的一致性。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方式的理论反映。既然《资本论》是对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反映，那么，《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对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和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划分的理论。恩格斯写道：“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的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6]恩格斯强调，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超越了火地岛所代表的那个落后时代而进入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将火地岛所代表的落后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拿来与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相混淆。按照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揭示这种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因此，《资本论》只是一种狭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提出了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但是恩格斯强调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以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狭义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7]。也就是说，首先狭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各个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揭示出这些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8]可见，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完成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

在恩格斯那里，无论是进行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段而言的，根本不涉及民族经济学问题。然而，有人却由此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民族经济学的结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色彩，容易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事实上，在《反杜林论》中，在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差别的时候，恩格斯紧跟着说：“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9](www.daowen.com)

按照恩格斯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当人类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到了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也一定会有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切理论命题、一切话语体系，以美国经济学、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准看齐。经济学这种严重的西化倾向，必将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如果我们任凭这种思想泛滥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要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对于这种经济学研究和教育领域里的严重西化倾向，我们的教育部门却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必须要引起我们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

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我们必须要端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独到的优势呢？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最伟大的实践。这种最伟大的实践，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按照恩格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待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2002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1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为题向大会做报告。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开创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可以直接运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努力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