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中，由于所论及的具体问题和条件的不同，先后使用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概念，并提出了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实际上，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是明确和统一的。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今世界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提炼和阐发新的规律和理论。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方面来展开。

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长期影响，学术界仍然有人用僵化静止的观点去界定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例如，他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界定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世界范围内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发出“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后，有学者讨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当代”究竟以什么时间为标志来具体划定。有人坚持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有人则坚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中国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这种界定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有人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在其所列的众多文献中居然没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和分配关系的重要理论探索，不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思想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阐述，其对象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以毛泽东经济思想当然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然而，有人却坚持拒绝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思想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拒绝将其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我认为，还是不要这样僵化教条的好。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怎么能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呢？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讲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吗？

第二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欧美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在基本经济规律上是否要有区别？有的学者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例如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一文中“通过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大家知道，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都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概括为剩余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学说。由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论证，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剩余价值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真理性认识。这一真理性认识怎么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再发现呢？按照认识是实践的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莫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有英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关系？再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发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英美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不知道“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实践中怎么能够都得到广泛的运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实践中有剩余价值资本化，也许人们还不那么敏感。但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实践中有“剥夺者被剥夺”，这是不是太荒唐了？(www.daowen.com)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突破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会研究生产力，但一直处于被联系的地位。有鉴于此他提出，“生产力成为政治经济学直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在研究对象上突出研究生产力，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其次，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仅需要对公有制经济展开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此他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多种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观点。最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属于经济本质的分析。针对这一不足，他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和相应的经济体制”。在这里我们要问：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做的那样“马克思说东，我偏说西”“马克思说南，我偏说北”“马克思说‘这个东西是白的’，我偏说‘这个东西是黑的’”呢？这种做法就是对马克思已有的研究成果逐一地进行清洗和否定。由此，一批像欧根·冯·庞巴维克那样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上述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受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或否定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发展观，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问题，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硬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要寻求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探索时代的新问题、发现经济运动的新规律。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却完全相反，在这种发展观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硬核”。这种发展观的信仰者，使理论界出现了或明或暗的批判和抵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问题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以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前提？科学史上，爱因斯坦对待古典热力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一生学术生涯的《自述》一文中写道：“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因此，古典热力学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我确信，这是在它的基本概念可应用的范围内绝不会被推翻的唯一具有普遍内容的物理理论（这一点请那些原则上是怀疑论者的人特别注意）。”^[4]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种关于无限宇宙空间力学理论。因此，爱因斯坦发展前人的古典热力学理论，不是在前人理论使用的条件范围内对前人理论的肆意践踏和否认。

我们希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说出一些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命题不同的话语，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理论的大打折扣，而是面对新的条件阐述出来与新的条件相对应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