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被美国禁售芯片让国人突然意识到，我国的高端芯片仍然非常依赖进口，美国人一招禁运，就仿佛卡住了我们的脖子。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段子：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抵制美货，还是应该抗议美国不卖东西给我们？

不只是高端芯片，在机器人领域，虽然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每年增长居全球第一，也有不少本土机器人品牌，但是关键零部件仍然有很大比例依赖进口。在关键技术上，我们和欧美还有差距。中兴的事件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那么差距到底在哪里？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对策？

剖析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知：我们已经进入了无形资产为王的时代。《经济学人》推荐过一本书，叫作《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无形资产在当下的重要性，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莫过于知识产权。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中美贸易纠纷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无形资产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非常容易被推广。数字经济时代，拷贝的成本几乎为零。正是因为拷贝的成本为零，无形资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溢出”效应，也就是非常容易被抄袭。

而关键技术的差距，突然变成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大短板，原因是中国过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在无形资产投资领域，尤其是基础科研领域，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基础科研并不遵循市场规律，欧美国家技术领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已经集中力量在基础科研领域投资了几十年。

基础科学研究有比较大的溢出效应。这怎么理解呢？即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产业内广泛应用，不容易被私营企业申请专利。私人一般不会愿意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它无法垄断这些科学成果。所以，在欧美，政府向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直接拨款成了向基础科研领域投资的“主力军”；此外，政府为了鼓励私营企业的高科技研发，会直接给予拨款或者减免税收。

我们先看一个数据：“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成员国政府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大约是400亿美元，此外为私营企业提供了300亿美元的研发税收减免。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对研发领域的投入分布——政府向私营企业提供的研发拨款、税收减免，以及对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拨款——比例是1：3：10，对公立机构的科研拨款仍然占了大头。

通过大手笔的政府采购，欧美政府也可以间接推动私营企业对基础科研的投入。美国半导体产业，也就是后来的芯片产业，其发展就是被政府采购推动的最好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的采购极大地推动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美国军方并没有直接进入半导体行业，反而通过大宗采购——很多时候采购的价格是成本加溢价，也就是保证半导体行业利润的方式——引导半导体行业在发展与行业相关的无形资产方面大力投资。德州仪器就是受益于当年军方投资的代表，它和其他同类公司不仅在半导体研发领域大力投资，也投资其他制造与销售半导体的相关流程。此外，美国军方采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也成为推动整个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宝——它要求不止一家企业成为它的半导体供应商，从而间接地鼓励了产业内的不同企业相互之间分享信息、共商标准。

等到60年代末军方采购减少之后，民用市场也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而德州仪器等公司对制造和销售等相关流程的投入让它们在“军转民”的过程中非常顺利。(www.daowen.com)

另一个比较为人津津乐道的政府推动创新的例子是DARPA，即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很多突破性的技术都是率先由DARPA研发出来，然后被私人企业应用，继而带来突破性创新的，比如无人驾驶技术。DARPA每年预算30亿美元，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府投资高科技研究的机构，依靠的是美国每年60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预算。而美军采购的原则很明确：确保美军的技术优势不被超越。

美国的私营企业在把高科技转化为市场创新的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以“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为例，他旗下的三家主要公司——生产电动车的特斯拉、生产火箭的SpaceX和生产电池的SolarCity，都从美国政府的科研项目补贴和其他资助中获得了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把这三家公司获得的从联邦到州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研发拨款、税收减免、厂房建设补助及低息贷款加在一起，总共高达49亿美元。

此外，政府鼓励新能源的政策也为马斯克旗下的公司创造了市场，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尤其创造了对清洁能源车和电池的需求。比如，政府给了新能源车每辆5000美元的补贴，也给了购买太阳能电板的消费者税收减免。而政府采购对推动SpaceX的发展更是功不可没，NASA和美国空军对SpaceX的采购额已经超过55亿美元。

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基础技术研发的投入还是技术应用的创新，都离不开“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政府的投资、拨款和税收减免，以及大手笔的政府采购，是“看得见的手”在推动；同时，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又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两者共同推动了欧美发达市场的技术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在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上还需要走哪些路？

首先是产学研的深度一体化。在2018年上海—苏格兰商业创新论坛上，我与几位来自苏格兰的教授深入沟通了苏格兰的创新经验。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被称为欧洲的大数据中心，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的研究与产业的需求直接打通，鼓励学者与商业机构深入对接，一方面让商业机构乐意分享行业大数据，另一方面让学者直接带着商业机构的实际问题做科研。为学术而学术的科研，至少在大数据领域，已经被产学研一体所取代了。

其次是需要对公共投资有更科学的管理和治理。如果公共投资要承担鼓励创新的责任，就需要不断改善政府的治理结构，需要不断增加诚实、能干同时具备经济知识的政策制定者，因为大手笔的公共投资很容易成为寻租的市场，也有太多可能出错。此外，政府投资鼓励研发投入、鼓励创新，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创新的成果。这个时候需要政策制定者对风险有明确的认知，对投资肩负切实的责任。

总结一下，我们已经进入无形资产为王的时代，在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尤其是对基础研发的投资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直接向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拨款，还是为鼓励私营机构投入研发而拨款、减免税收或者动用政府采购的杠杆。从这一点而言，所有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不同的是，它们的产学研一体化程度更深，公共投资的治理水平更严密、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