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岁人生》里，格拉顿（Lynda Gratton）很敏锐地捕捉了正在发生的人生变化。如果说工业时代塑造了“学习、工作、退休”的人生三段论，那么当人生变得更长更健康时，普通的人生三段论也会有所改变。就好像过去100年增加了两个人生阶段——青少年阶段和退休阶段（100年前很少有人活到50岁以上），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18岁到30岁的阶段，可以称为“探索”的阶段。

“90后”恰恰是正处在探索阶段的一代，“00后”也正在迈入这一人生阶段。他们不再像前代人一样愿意过早做出承诺，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还是工作。探索阶段让他们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但是，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推迟成家立业，育儿的时间也会被推迟，还会有很多的人选择不生孩子。人生新阶段给生育率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可能更复杂。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深刻改变了社会习惯，一方面塑造了独生子女一代人，没有兄弟姐妹的这一代人更容易和全球同步，专注于自我，专注于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多子多福”的思想传统。

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也意味着不同地区的生育观会有差异。比如，城镇化进程明显影响着生育观。全球经济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和传统的中国一样，家庭内部男女有着明确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过去100年，随着妇女的解放，大量妇女进入职场，很多职场女性为了职业发展不得不推迟生育年龄。(www.daowen.com)

但是，女性进入职场的速度大大快于传统观念改变的速度，即社会习惯的改变与社会经济的改变是脱节的。比如对男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观念，各国改变的速度就不同。北欧、英国和法国，传统的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北欧有男女均有带薪产假的法律新规。当然，在制度上，因为政府和社会能提供更好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服务，这些国家的女性返回职场相对容易。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家庭内部男女分工的传统观念的改变则慢得多，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为了职业而不生育。这是德意和英法在生育率上有差别的原因。

人口政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便是政府政策，也不可能是放开生育、鼓励生育、给予生育补贴这么简单。鼓励家庭养育孩子，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一些普遍的经验，比如父母双方都能享用足够长的带薪休假、政府加大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投资，都对提高生育率有所帮助。另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高房价的压力、教育资源的不均，则需要更多创新讨论去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