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总体而言有三点：第一，投资占GDP比例过高造成的投资缺乏效率和坏投资积聚的风险；第二，投资依赖信贷导致的债务过高和负债增速过快的风险——而这两大风险又集中表现为房地产占GDP比例过高，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风险；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尤其是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速给经济带来的失速风险。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投资的变化体现了市场中信心的变化。但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平衡很重要，所谓过犹不及。当投资加大之后，需要追踪资金到底投向了哪里。按照夏尔马提出的经验法则，投资占GDP的比例最好在35%以下，25%～35%是保持良好投资势头的“甜水区”，超过了这一比例区间就会出现过量和浪费的现象。而且，站在发展的角度，夏尔马认为投资也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制造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是好的投资，而房地产和资源类的大宗商品则是坏的投资。

这种好坏的分野并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上来区分的，房地产和资源类投资短期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很长，过度投资也可能产生“大白象”工程。但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因为加杠杆而加剧债务负担；而资源类大宗商品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债务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增长持续快于GDP的增长，流动性丰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引发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夏尔马给中国经济的提醒。2010年以来，根据一些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不仅债务占GDP的绝对比重已经上升到近300%的水平，债务的增速也十分惊人。

而二战之后30个债务激增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尤其当投资从好的投资转移到坏的投资领域之后，类似的规律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屡屡得验，无论是日本还是意大利，产业发展之后都会引发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一地鸡毛。(www.daowen.com)

根据夏尔马的预测，债务危机一般都有临界点，过了之后，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肯定导致经济衰退。临界点一般在负债快速增长的第5年，当负债连续5年超过GDP增速40个百分点，经济就会出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人口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壮大还是缩水。其中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未来5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2003年，劳动力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了2015年，增长第一次为负数，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因此，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变化的速率问题，无论是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劳动力人口的变化速率，还是老龄化的速度，都比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的步伐更快，给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窗口时间因此也更短。

投资泡沫、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人口增长放缓，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