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闻全的著作《适应性市场》（Adaptive Markets）和理查德•布克斯塔伯的《理论的终结》，都试图从进化的角度去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布克斯塔伯认为，把经济学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整体的出发点就错了。数学的经济模型是没有办法推演出复杂的金融世界的运行规则的，经济活动是复杂的，而传统经济学中对理性人的推断，完全没有办法涵盖复杂经济活动中千万参与者各种各样不同的行为。

具体来说，因为经济活动中有大量人的参与，他们的行动很多时候受到他们所在环境的影响。他们会基于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以及自己遵循的一套经验法则来做出决策，而且每个人的决策都会相互影响，反过来还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变化了的环境再反过来影响市场里的参与者。整个金融市场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观察、判断、决策、反馈的循环，每个参与者都会在这些不断循环的过程之中汲取经验，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经验法则。

从这一视角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根据过去的金融市场经验，很难推导出未来的市场发展，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市场主体的经验也已经有了提升；在市场主体层面的“理性”选择——比如说在市场发生巨大波动时平仓——也可能在金融市场这一复杂系统的层面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市场暴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罗闻全从进化论的视角来观察金融市场在一个更长时间跨度中的发展。进化论强调生物通过竞争、变异、繁殖和适应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金融市场也类似。金融市场里充满了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胜出需要不断地创新，也就是变异；经过市场检验的创新会被大量复制或者快速壮大，也就是繁殖；而最终适应市场环境的投资者才能够胜出。

如果从全球金融市场过去的50年来看，金融机构都适应了自80年代开始的一个波动性比较低的新环境，逐渐丧失了在70年代波动幅度更大的市场中培养出来的一些能力。但是2000年之后的市场环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科技是变化背后最大的推手，宽客基金与高频交易就是主要的代表。市场中新的参与者层出不穷，参与者的适应力变得更强，新技术和新策略的采用也变得更普遍更迅捷，这些都导致了环境的改变。(www.daowen.com)

2000年之后金融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重大改变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改变，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崛起。中国和印度对全球贸易走势、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都有深远影响，中国和印度崛起的中产阶层也对金融资产的供求关系带来了大的影响。

科技的快速变革与全球宏观经济的巨变，导致2000年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环境的一大特点就是波动性再次增强。因为金融机构都适应了自8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波动性相对较低的环境，市场的参与者往往会低估市场的风险。此外，因为碰到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比较少，投资人也很难从暴跌的经历中汲取教训。一旦遇到新情况，尤其是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冲击时，就非常容易出现非理性的反应，也就是所谓的群体的盲动，从而导致市场暴跌，市场疯狂追捧无风险资产。这里的非理性反应，并不是不可理喻或者随机的行为，而是进化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一旦应用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一下子变得不合时宜了。

无论是罗闻全还是布克斯塔伯都站在“复杂系统”的角度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去看，如果市场的参与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如果市场的竞争导致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类似的策略，如果金融创新意味着越来越多原本没有相互关联的资产被打包在同一个池子里或者被同一家金融机构所持有，那么金融风险的传导就比以前容易得多。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后果就不堪设想。

用这一思路来观察2008年的金融危机，布克斯塔伯提出，根本的问题并不是房贷的过度资产证券化、金融工程创造出的越来越复杂的衍生产品，甚至链条过长之后爆发的道德风险，根本的问题是金融创新把各种资产之间的关联拉近了，资产变得环环相扣，一旦出问题，就会立刻蔓延，而次级债只是那个最先破的泡沫，危机的导火索。

罗闻全则从竞争与适应的视角提出，之所以金融市场上会催生出如此环环相扣的金融工程创新，主要原因是科技的发展和宏观环境的变化让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对冲基金这样激进的参与者，很自然地通过金融创新来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并且在创新中变得同质化，也在同质化导致利润变薄之后不得不通过加杠杆的方式保持利润不下滑。这些市场参与者就好像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要想保持步伐，必须不断加速，这个时候，任何一个闪失都有可能带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