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头会不会正在经历20年来又一次“希望——狂妄——衰亡”的循环？希望是创业之初满怀理想的状态，狂妄是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的脱离实际，衰亡则是泡沫破裂与强化监管之后的一地鸡毛。

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表明，依赖技术本身是无法解决科技对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但是当下的全球互联网巨头既然富可敌国，如果能开始拥抱公共精神，就可能解局。尤其当平台日益成为数字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后，仅仅依靠利益驱动是不够的，平台需要有公共精神。

这种公共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要致力于未来创新和突破性的研发，而不是仅仅加固自己的竞争实力与未来的盈利能力。这种公共精神其实在50年前的美国就曾经有过，当年无论是IBM、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是施乐，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垄断者，但是它们与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它们会拿出自己的资源，投入到致力于未来的长期研发中。无论是施乐在硅谷帕洛阿尔托的实验室（PARC），还是贝尔实验室，都是过去50年主要创新的发源地，影响深远。

其次，要致力于发掘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和新创意，而不是简单地提升解决现有问题的效率，这也是平台和大数据面临的挑战。巨头能够把现有的工作更有效更快捷地完成，但是并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无论是优步还是滴滴，都能更高效地解决出行的匹配问题，却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大城市拥堵的问题。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要坚持互联网开放与分享的精神，而不是构建一个个精美的数字花园。数字经济的未来，一定需要大数据的共享，要不断鼓励创新。这就需要巨头找到一种方式去构建大数据的分享与交易，它们不应该惧怕为未来的挑战者种下种子。

最后，要致力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互联网巨头的公共属性与连接属性，让它们能更好地去挖掘社会资本，培育人力资本。它们去思考基业长青，不仅仅是要努力让自己的企业变成百年老店，而是要有更高远的立意——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未来，监管也需要有更大的作为，为大数据的使用、交换和共享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是最重要的抓手。(www.daowen.com)

首先，保护个人隐私，需要关注数据的完整性。谁拥有数据，谁能使用数据，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共享，这都需要探讨，然后据此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

其次，监管更需要去努力构建大数据交易所，帮助大数据的确权、定价和交易，打破巨头一个个数字花园的藩篱，给初创企业以公平的竞争环境。未来人工智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大数据的竞争。如果大数据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开放共享，将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打破巨头的垄断。

最终，监管应该努力去推动思想市场的构建。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就提出，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数字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变得更为重要，而新思想则是最重要的无形私产。构建开放多元的思想市场，就能鼓励无形资产的交换、协作与交易。它的作用有两点：一方面鼓励开放式创新，让不同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想法和创意有相互碰撞和激发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会鼓励对无形资产产权的保护，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挖掘无形资产的价值，通过交易给予无形资产创造者以足够的激励。

而巨头应该怎么做呢？当今时代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明的管理者，更是有远见有担当的企业家。

既然平台是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它就必然有其公共属性。有远见有担当的巨头领导者，就有责任参与和推动保障数字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仅仅致力于保护自身的短期利益格局。

他们可以拿100年前“镀金时代”的巨头作为榜样。卡内基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派镀金时代的大亨，最愿意做的慈善就是捐钱给图书馆，捐钱建大学。这样的做法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教育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大的；另一方面则是创建了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有助于均衡社会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巨头所建立的平台是比教育、大学和图书馆连接更广泛的平台。有远见有担当的企业家应该致力于推动科技的去中心化，让互联网构建的“全球大脑”能够为每个人所用；投入资源去解决假新闻和圈层化的问题，让互联网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