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AADD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互联网巨头疑虑丛生。互联网平台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它们的成长性出了问题，相反，恰恰是因为它们一心谋求飞速发展，反而暴露出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移动互联网平台具有的天然垄断与抑制竞争的态势显现出来。

首先，平台决定了流程如何设计，交易如何执行，控制了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因此也决定了用户会获得什么样的信息。这也意味着，平台另一端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平台议价的能力越来越弱。

其次，数字经济平台有着天生的趋于垄断的倾向。巨头不只是在市场上竞争，它们正日益变成市场本身。平台成为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平台上的许多服务看似免费，但用户在交出自己的数据时实际就在付费了——大数据成了获得平台服务的货币。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掌握了海量的数据，比如个人行为数据、社交图谱、定价信息、购买习惯等。例如，脸书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个人数据，还有最大的社交图谱——用户名单及用户之间的联系；亚马逊掌握的定价信息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而美国90%以上的网络搜索用的都是谷歌。

平台在搜集海量数据的同时，也在构建各自的围栏，挖掘数字鸿沟，圈起自己的大数据。以囤积用户大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可能有利于平台，却不一定有利于社会，因为它无助于整体社会共享利用大数据的红利。

再次，巨头正在构建自己生态圈周围的“杀戮地带”。年轻的创业公司进入后，可能极难存活。科技巨头或者会抄袭这些创业公司，然后击垮它们；或者把它们收入囊中，提前扫除威胁。由于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的霸主地位，任何与消费互联网有关的业务都已被视为危险地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短视频社交软件Snap。2013年Snap拒绝了脸书30亿美元的收购，之后脸书克隆了Snap的许多热门功能，打压了它的发展。

现在巨头已经圈起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搜索、社交媒体、数字广告、电子商务、智能手机和智能音箱、云计算等各个方面，巨头都已基本完成了圈地。以往创业公司可以领先好几年开发新产品而不为巨头注意，但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只有6到12个月的领先期，随后，既有企业便会迅速赶上。

总结来看，这几点其实强调了一个问题：平台掌握了海量的大数据，巨头构建的平台已经是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平台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它们有动力去构建数字围栏，却不一定有动力去推动数据的共享。它们的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便宜更好的服务，但是面向未来，它们却可能抑制创新。

第二大问题，互联网的公共属性被侵蚀。

互联网的初心是去中心化。20年前，人们畅想的是互联网能够推动人与人的互联与互通，推动知识的分享与传播，挖掘集体的智慧，成为公民社会自组织的平台。但是现实的发展，尤其是过去几年的发展，却走到了公共性的反面。集中表现在假新闻的泛滥、圈层化的加剧与只见消费者不见公民。

先来谈假新闻的泛滥。(www.daowen.com)

假新闻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社交媒体加速了传播。2016年俄罗斯利用脸书散播假新闻影响美国大选，让更多人意识到假新闻的危害。不过，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广义的假新闻，也就是“标题党”、耸动性新闻、夹杂着不真实信息的资讯，在当下都有刷屏的风险；而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已经日益边缘化。巨头攫取了新增数字广告的大头，比如脸书和谷歌这两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在线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二，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遭遇断崖式的下跌。在这种背景下，广义的假新闻就可能劣币驱逐良币，因为提供资讯的门槛降低了，也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给予了更多人以精准分发信息的工具。

更严重的是，传统媒体的没落恰恰正值“互联网原住民”成长的时代。年轻人更难以辨别信息的质量，他们没有建立起对权威消息来源的信任。他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更依赖社交媒体和搜索，也更容易被个性化营销。这与前几年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一样危险。

广义的假新闻泛滥也可能加剧圈层化。圈层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乐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地带，和与自己类似的人交往，没有机会也缺乏动力跨界与其他阶层的人沟通。因此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大大衰减。

首先，因为传统媒体的式微，媒体所扮演的传统“守门人”角色也被淡化，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信息分发渠道，更多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算法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资讯。在“你需要知道的”与“你想要知道的”两者之间，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资讯唾手可得，那很多人就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有研究发现，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们也会选择收看契合自己文化偏见的电视节目；在数字经济时代，强化这种偏见的趋势更是急剧加强。

其次，定制化让我们缺乏共同的经验，从而让协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协作的前提是了解别人，了解不同人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获得的资讯变得狭隘，我们的视野也会变得狭隘，狭隘的人协作起来会更加困难。

再次，虚拟交互替代真实世界的交互。这也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新现象。无论是在线买买买还是虚拟交流，我们更容易在线上获得满足，而代价则是在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互动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有专家担心，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会不会正在退化，逐渐失去人与人交互的能力。社交媒体让很多人对现实的世界有了隔膜，甚至产生恐惧，也让很多人不再理解真实世界里人是如何交往的。“宅”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美国有三分之一30岁以上的年轻人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圈层化。

互联网巨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威胁则是公民有可能被矮化成为消费者。在西方世界，这种矮化正在发生。商品与服务的市场营销和政治的营销变得越来越互通。每一次大选，都是移动互联网工具升级换代的机会。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帮助特朗普的剑桥分析公司，它利用从脸书获取的海量数据，可以向特定人群发布定制化信息。

商业的营销是推销商品，而政治的营销则是推销政客。找到潜在消费者和在政治上动摇的人群的方法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一方面，政治会变成一项极客运动，和电子游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丧失了应为其根本的严肃性与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公民被矮化成为消费者，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被削弱，他们对政客的信任也被大大侵蚀。

消费者取代了公民的角色，成为可以被影响的小卒子。公共讨论被精准的市场营销所取代，这是最可怕的。社交媒体已成为议程设置者的精准营销工具，人人都可以利用。

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是不能被忽略的。未来巨头需要在平台的发展和平台的公共属性之间找到平衡，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坐视平台不受任何监管地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