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要推翻一个旧理论，需要提出一个新理论。”《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的作者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干脆推倒炉灶，他并不认为会有更好的理论来解读经济现象，预测金融市场。相反，他的这本书另辟蹊径，希望能够再现复杂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从重构现实的角度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系统的动能。

布克斯塔伯的这一尝试，可以说是汇聚了三方面的思考。其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经典经济学的思考。每个人都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能够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其二是学科之间跨界带来的全新思考。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向生物学求教分析复杂系统的新方法。其三是实务派加入了对经济学理论的思考。布克斯塔伯本人就是一个金融实务派，曾经在顶尖投行和对冲基金从事过风险管理，又加入过美国证监会，专门研究应该怎样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

经典经济学学习的榜样是物理和数学，希望能总结出定律，设计出一套规则，用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强调的是平衡状态，强调的是优化，引入数学模型以求得最优解。经济学把市场中的个体都想象成按照最优原则理性行事的理性人。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经典经济学的软肋。主流的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面前失语，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有没有其他的理论或者模型能够有效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

生物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布克斯塔伯和许多其他研究者一样，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在生物学和进化论中寻求理论新突破。

生物的进化是一个竞争、变异、繁殖、适应的过程，与物理或者数学最大的不同是生物的进化并不遵循严格的定律或者法则，但是进化的动态过程却能够保证生物的多样性和结构的精巧。

生物学的视角会挑战许多传统经济学的认知，求最优解就是一个例子。这是物理学和数学被引入经济学之后带来的思维方式——在给定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之后，你可以计算出最优的选择。比如给定了供给和需求，你就能算出使供需平衡的价格。

生物学的视角与物理学和数学的最大不同，就是动态适应和静态求解的不同。物理学和数学之所以总是可以求得最优解，是因为它们建构在一系列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之上，给出条件，就能求得最优解。生物学的不同之处是它永远处于动态之中。生物与环境一直在互动中，找到最优解不是生物的目标，存活是它们的首要目标。进化论中强调的是“适者生存”，并不是“最优者生存”，因为过去环境中的“最优解”一旦遇到新的情况，同样可能不适应，同样可能被淘汰。生物必须在适应当前环境和应对未来变化这两个选择中做出某种妥协，当环境变化剧烈的时候，有着更高灵活度的生物反而能存活下来。恐龙之所以灭绝，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进化论是一种观察和理解复杂系统的切入点。进化论强调了个体的行为和环境的变化。生物通过变异去适应环境，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当人类出现之后，他们对环境的适应与改变更快、更深远。生物进化的“竞争、变异、繁殖、适应”的过程，在人类社会中变成了一方面人类对环境“观察、判断、决策、反馈”的循环，另一方面人类施加于环境的“创新、试错、复制、反馈”的循环。

经济与金融市场和生态圈很相似。在微观层面，每个市场的参与者都会在两个循环过程中汲取经验，不断修正自己的经验法则，改变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又会对外部环境造成影响。

经济与金融市场和生态圈在宏观层面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态圈催生出许多复杂的系统。比如人脑中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细胞都很简单，只是跟它周边的神经元发生关联，但是亿万个神经元相互作用，它们所形成的整体却能够催生认知，构建思想，这是研究者对每一个神经元再怎样仔细观察也无法达到的。

这种无法从个体行为推导出整体结果的情况，在自然界和人群中都很常见。无数工蚁的简单行为，让蚁群好似一个鲜活复杂的生命体；无数小鱼的简单游动，让整个鱼群变得好似整齐划一的复杂整体；百万的朝觐人群，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金融市场何尝不是如此？每个市场参与者出于牟利的选择，在特定时期却会演化成市场上巨大的动荡。布克斯塔伯在书中用“涌现现象”这个词来描述通过市场中的个体行为无法预判市场整体表现的状况。(www.daowen.com)

生态圈的视角，给了我们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与金融市场的一个全新框架。

布克斯塔伯在书中根据这个框架提出了基于代理的分析模型（ABM），希望应用于对复杂系统的理解与实践。在这个模型中，参与者—也就是代理—与市场环境不断互动，不同的参与者遵循自身的经验法则，在互动过程中强化或者修正自己的经验法则。整个模型很像军队参谋部进行的军棋推演，不同的是，每一步的推演并不需要依赖于掷骰子。

ABM更贴近经济现象。原因有两点。

首先，在经济学研究中，很难去做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比如说随机将市场参与者分成两组，然后给予不同的市场条件，研究他们的市场行为会有什么差别，并探究背后的原因。人生并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就好像古代哲人所说：“你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

其次，ABM并不预设任何假设，比如理性人的假设。这一模型希望能够捕捉到更为真实的互动：市场参与者不同的行为决策对市场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市场环境的变化又会对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市场参与者在这样的互动中能够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又会让他们如何修正自己的经验法则，继而运用在未来的市场博弈过程中。

这种分析框架很像天气预报。不同的是，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恶劣天气，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躲避灾难，却不可能消灭灾难。布克斯塔伯提出ABM，不仅希望能对未来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做出预测，而且希望通过剖析市场参与者各种不同行为选择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们与市场互动产生的短期效应，来改变市场的走势，甚至化解大的危机。

不过，现在判断布克斯塔伯的这种“上帝视角”能否很好地预测未来、化解风险，还为时过早。

在对过去很多金融危机的分析中，流动性的突然缺失常常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在适当时机注入流动性，市场就可能避免崩溃的风险。布克斯塔伯提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求助于大资金。他认为，只要通过ABM推演得出市场的波动是因为流动性的抽紧，就能够说服像主权基金这样拥有庞大资金的机构在适当时机入市接盘；因为一旦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市场反弹带来的收益会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不过，寄希望于主权基金扮演未来金融危机的白衣骑士，仍然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一方面，在一个投资关联度越来越高的市场里，这些资金是否能超然地选择入市的时机，本身就是一个问号，我们有什么理由确信它们在危急关头并没有被感染？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拥有“上帝视角”的话，它们选择的“最佳的入场时机”也许并不是市场所期望的那个时点。

无论如何，布克斯塔伯开创了一个分析经济现象与金融市场的全新视角，同时也试图去打造一个贴近实操层面的推演工具。这两点都非常值得研究者和实务派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