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我个人更倾向于翻译成《终有一死》）则是葛文德对老龄化的思考。和《清单革命》一样，这本书直指医疗体系中一个成本很高却引发很多争议的领域—对罹患绝症老人的临终关怀。

葛文德算了一笔经济账：绝症患者延续生命的治疗开支占总医疗开支的比例不小，以美国为例，25%的医疗费用用在5%的病人身上，而且都是在他们临终的最后一年。科技的发展让推迟死亡变得容易得多，但是成本高昂：化疗一个月12000美元，重症监护室（ICU）一天4000美元，一台手术一小时7000美元……

相比尽可能延续生命的诊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其实已经有了其他的选择，也就是临终安养院（Hospice）。临终安养院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关注的是临终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延长他的生命。已经有一些试验证明，临终安养院既能节约成本，又可能比不顾一切的治疗更能延长患者的生命。一项试验发现，相对于其他临终病人，选择临终安养服务的人去急诊室的次数减少了一半，待在ICU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总医疗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一。而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医院2010年一项针对151名晚期肺癌患者的跟踪调研发现，那些接受治标治疗的患者较早就停止了化疗，也较早开始享受临终安养服务，他们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的病痛要少一些，而且存活时间相比坚持治疗的人还要长25%。

葛文德对此有一段参禅悟道的体会：“只有当你不再努力活得更长的时候，你才能活得更久。”对此，他其实是有个人经验的。葛文德的父亲是第一代印度移民，是一位老医生，也是一位罹患肺癌的患者，葛文德应该谋求持续诊疗还是放弃治疗安排好父亲最后的时光？两种选择让他深刻意识到应该对“老与死”重新反思。

老与死是个终极话题。如何养老，如何面对死亡，当代人的认知却有各种误区。依赖医疗手段维持生命，其实只是最近50年才发生的事情。在此前，死亡有其自己的一套轨仪。

如果面临老与死，仅仅是为了延长生命而在所不惜，却忘却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感，这值得吗？时间是相对的，有质量的生活应该是更需要去追求的。在面临老与死的命题的时候，我们或许被求生的欲望所蒙蔽，或者为身边人的爱护而迷茫，或者因为科技的进步而盲目乐观，而忽视了人存在的最大意义：有亲情，有友情，有家园，有梦想。老时，不应该从熟悉的家园中拔根而出，置身于仿佛囹圄一样的老人院终老；濒死，也不应该被投放进消毒水味弥漫的病房中，生命交由仪器和药物操控，有所延长却失去了光泽。(www.daowen.com)

关于老与死，类似的领悟还有不少。

KPMG（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任CEO尤金•奥凯利（Eugene O’Kelly）在遗著《追逐日光》（Chasing Daylight）中这样开头：“我很幸运。医生告诉我，我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字。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就会发现奥凯利意识到了，当每一天都要像一周那样去过，去珍惜，去和每个人道别的时候，生命的意义突然不同了。“如果我告诉你，努力创造出30个完美的日子，你能吗？”他在书的最后向每个人提出了挑战。

另一位印度裔医生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在遗著《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也给出了对绝症和生死的新的理解，不同于我们所常见的“战胜病魔”、“与绝症你死我活地竞争”，卡拉尼什提出要对时间维度重新理解，进而对未来、喜乐重新追求。找出“活在当下”的意义，需要对医疗有全新的认知，让罹患绝症的人过有质量的生活，选择有尊严的死亡。

类似的生死观在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的新书《自然死亡》（Natural Causes）中表达得更为清晰。这位78岁的美国作家从几年前起就决定放弃癌症筛查和体检，因为她意识到余生太可贵，不应该浪费在诊疗室的等待里。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应该是西方国家全民健保做得比较好的体系了，但其效率也在下滑，至少有25%的病人等待专家诊疗需要18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英国用在处方药上的支出在过去5年上涨了70%，英国医疗支出预算每年的增幅才不到2%，如何控制高企的医疗成本成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