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具有四个特点：可扩展性、沉没成本、溢出性和协同性。可扩展性是数字经济和IT巨头快速规模化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溢出性和协同性是罗默所认为的知识与创意之所以具有规模效益递增这一效果的原因，沉没成本则是在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投资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先来谈可扩展性。无形资产的可扩展性建立在知识的非竞争、非排他的属性上。知识并不会只被一个人占有，知识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使用之后另一个人就无法获益；知识天生就是可以被分享、被传播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以数字形态存在的知识，无论是软件还是视频，都可以被无限制地复制。

可扩展性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了网络效应，推动大的平台型高科技企业获得飞速的发展。网络效应可以理解为一种规模效益递增的表现形式，简单解释就是：一项产品和服务用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者使用它就会变得更便捷，也可能更便宜（如果这项服务不是免费的话）。比如使用微信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微信的人就会更方便，因为他能跟更多的人联系，而且微信生态圈里的产品创新也会更丰富。

溢出性意味着知识和创意很容易被效仿，即若你投资一个点子，别人抄袭起来很容易。竞争对手可以通过反向设计研究来了解一家公司的新技术，即使有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对手仍然有可能钻孔子，变相抄袭。

恰恰由于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性，就更需要制度设计来保护。有形资产的产权保护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之下，无形资产比如专利的保护历史只有500多年，没有强大的习惯法来支撑，而且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差别也非常大。

协同性则是无形资产最具创造性的属性，因为知识和创意在碰撞和跨界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新的火花。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案例。最早发明CT（医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的公司并不是什么大的制药公司，而是百代唱片公司（EMI）。在20世纪60年代唱片业最繁荣的时代，现金流充沛的百代公司开始多元化发展，生产商用电脑、彩色电视、摄像机、录音机等，它还为此创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把拥有计算机、图像技术和电子工程背景的人才熔于一炉，CT就是这个跨界团队很偶然的发明。(www.daowen.com)

《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How Prosperity Evolves）的作者，科技记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就有这么一句名言：创新与发明，产生于思想的杂交。言下之意，要鼓励创新与发明，就需要让背景和专业不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聚集在一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百代的案例也凸显出如果能够把不同领域的创意和想法合并起来，效果和投资回报都会激增。

溢出性和协同性给无形资产的管理提出了一个需要不断权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足够强的制度设计来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的创造者。罗默提出，因为研发部门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很容易被仿效、抄袭，它的私人收益可能远远小于社会收益，因此需要版权和专利来激励和保护。但是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无形资产在协作过程中可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对无形资产的保护不应过度，而且应该有足够好的“思想市场”鼓励无形资产的交换、协作与交易。

无形资产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沉没成本。这是行为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决策者常常被提醒，在决策的时候不要考虑沉没成本。为什么说无形资产是沉没成本呢？因为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中有很大比例只对创造无形资产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没有太多用处，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品牌，还有那些无法用专利保护的无形资产，比如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此外，相对于发达的有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缺乏交易市场，也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即使是专利也不那么容易定价。

无形资产的这一系列特性，让构建“思想市场”变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防止网络效应所造成的潜在的高科技企业的寡头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挖掘知识和创意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