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有句名言:“全世界都是舞台,男男女女无不都是演员。”(All the world’s a stage.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用这句话来概括2018年准确至极。没有哪个年头的戏码比2018年更多。
2019年又会如何?舞台已经搭好,戏才刚刚开演。
不过,我对2019年的十大预测,并不想聚焦在正在上演的大戏上。按照以布罗代尔为代表人物的年鉴学派的分析:地理上的长时间是地质时间,所谓沧海桑田;一个世纪则构成了中等周期,可以看到人口结构、经济、农业及政治的系统变迁;地质时间和世纪周期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基本背景架构,在此之上才是媒体每天关注的人世戏码的起起伏伏。
我的十大预测,也希望从人与地球这样的宏大的世纪周期开始。
第一个预测:2019年会是北半球最热的一年。经历了2018年,气候变暖带来的灾害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年传播甚广的一张照片是趴在狭窄冰块上的北极熊母子。北极附近地区出现了32℃的高温,冰山融化,很多北极熊找一块栖身之地都不容易,这在哪怕几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2018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北半球夏季气温第二高的年份,过去18年里有17年,地球都在变得越来越热。因此2019年气温持续升高是个大概率事件。
气候变暖如果造成南极冰原融化,再加上格陵兰岛和北极圈冰山消融,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9米左右。海平面上涨会带来多大损失呢?据某调研机构统计,如果海平面上升9米,全球将有136座大城市被淹没,这些大城市目前已经有5.5亿的人口。
2018年的气候变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害。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火导致的伤亡惨重,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和环保灾害亦十分严重。而按照美国气象机构的分析,现在山火已经是不分季节不分年份地频发。类似的灾害频发,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不再愿意为类似的自然灾害投保,或者会大幅提高保费,这些都是气候变暖导致的成本。
把气候变暖列为我的第一项预测,其实是想说明三个道理。
◎人类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边界。我们只有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去减少碳排放,拖慢全球变暖的速度,不然整个世界都可能濒临危险。
◎先污染后治理、先排放再减排的做法已经不可行了,必须践行新的环保经济学。
◎推广清洁能源,必须有整体性思维。若整个发电的基础设施仍然大部分依赖煤电,即使全面推广电动汽车,也依旧无法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势。
谈到气候变暖问题,其实是在谈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性问题。什么是“外部性”呢?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不需要经济主体负责任的影响和后果。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就明显具备负的外部性,全体老百姓都要为经济主体的行为造成的恶果买单。
2018年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研究都涉及外部性问题。我的第二个预测因此也与外部性相关。
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公布营商环境排名,我预测2019年,营商环境排名会增加人力资源指标。原因很简单,营商环境竞争的锦标赛已经沦落成各个国家为争取排名而耍花样的万花筒,许多国家都希望以最小的改革换取最大的排名进步,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印度和俄罗斯。现有的营商环境只考虑监管和税收这两项,以及注册一家小公司、获得施工许可证和纳税等需要多少时间,没有任何挖掘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指标。未来企业发展所需的营商环境则大为不同。有意思的是,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就曾短期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于2018年1月突然离职,据说不满意营商环境排名是他离职的原因之一。
罗默获奖是因为他提出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在传统的两大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体力劳动)之外,他又增加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两大要素。他倡导的经济增长观,恰恰适应了当前经济发展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这一趋势,而人力资本和新思想都是重要的无形资产。
知识和创意带来正的外部性。知识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知识的分享会让更多人获益。罗默提出,恰恰因为知识和创意拥有外部性的特点,它们和资本或者劳动这样的要素相比,才有着规模效益递增的效果,即知识更多,其边际贡献更高,而不是像资本那样边际效益递减。
世界银行其实已经有了关于人力资源的指标,主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2018年,中国的这一指标排名第44位,高于营商环境第78位的排名,这证明以发展潜力来衡量的话,中国更值得投资。
我对2019年的第三大预测即和人力资源有关。我预测2019年我国会全面放开生育,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成为过去。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急剧发生变化。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口结构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壮大还是缩水。判断国家人才库动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未来5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2003年劳动力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了2015年,增长第一次为负数,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
人口增长放缓的另一面是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增长。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和许多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一项分析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27年将达到14%,相对于2000年7%的水平翻了一番。类似的翻番,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9年。经济学家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另一项指标是赡养比例,也就是退休老人与劳动力人口之比。中国2010年经济增速见顶,之后中国人口结构的赡养比例也开始从1∶3(1个老人3人赡养)开始攀升。如何鼓励生育一下子成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新问题。如果赡养比例快速飙升,不仅社保面临巨大缺口,整个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可能出问题。
很多国家鼓励妇女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给第三个孩子给予高额补贴。举例来说,加拿大1988年就开始提供生育补贴,澳大利亚和法国也都在2005年开始各自推出生育补贴,法国的生育补贴尤为慷慨。遗憾的是,上述生育补贴没有一例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成效,即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生育率降低的趋势。老百姓的生育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关乎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与城镇化息息相关,还取决于社会习惯的转变,绝不是出台一个刺激政策就可能立竿见影的。
即使2019年全面放开生育,想要改变“少子化”的趋势仍然很艰难。鼓励家庭养育孩子,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一些普遍的经验值得推广,比如父母双方都能享受足够长的带薪休假、政府加大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投资等。另一些当前特有的问题,比如高房价的压力、教育资源的不均,则需要更多创新讨论去破题。
我的前三个预测是关于人与自然、如何衡量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及人口政策这样的宏大问题。之后的三个预测则专注于过去几年我一直研究的科技会给商业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这一话题。
我的第四个预测是:2019年全世界会出现第一家个人数据交易所。
为什么是个人数据交易所?因为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大数据就是个人的在线数据及个人线上线下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被巨头或政府所搜集。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数据隐私问题。个人数据交易所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
为了保护隐私,欧洲2018年已经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也就是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专门法律。GDPR特别强调个人数据的遗忘权及数据的可携带权。两者其实都在强化个人隐私数据的归属。
而如果有了一个个人数据交易所,就可以解决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确权,确定这些数据到底属于谁——当然是属于个人。数据只有确权之后才能确定如何使用,从而避免滥用。
第二是打破巨头、平台对个人数据的垄断。国内国外的移动互联网巨头都搜集了大量个人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互联互通,只能帮助巨头牟利。个人数据交易所则可以推动个人数据的交易,允许初创企业使用大数据,发展新业务。
第三,数据交易所可以给数据定价。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90后”“00后”对数据的认知与前代人是不一样的,作为伴随着手机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隐私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很清楚自己完全没有可能超脱于这个个人信息随时随地被搜集的世界,无论是平台还是企业,都搜集了他们的海量信息。但是他们有着明确的意识:与其去吵吵嚷嚷那基本不可能实现的隐私保护,不如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的数据有价值,他们可以赚取这样的价值。因此,年轻一代有可能愿意用自己的个人行为数据去交换折扣或者补贴。
我的第五大预测是:2019年会出现一种收取佣金的人工智能小助理。
这样的小助理有什么特别之处?举个例子,假如我计划出国度假两个星期,我就跟我的小助理说:我准备带一大家子三代人出去休假,你帮我订一下行程。它知道我过去十几年各种休假的历史,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知道我和家人度假的时候喜欢玩些什么。它把这些历史全部梳理之后,再加上它搜集到的跟我的用户画像类似的千万个人的休假历史,就会对我的喜好做出一个判断、一种预测。有了预测,它就可以跟许多在线旅游平台的数字机器人对接,看谁能够给出一个最贴近预测的方案,然后它就会去订那家的出行方案。预订成功,那家在线旅游平台会给小助理的公司一笔佣金。
举这个例子,要突出的是收佣金的人工智能小助理其实是人工智能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凸显了人工智能给整个商业带来的变化。
首先,人工智能让预测变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便宜。比如我的人工智能小助理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我的度假喜好。
其次,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商业的流程,我不再是去搜索旅游线路,而是依赖小助理给我推荐。这是一大进步。好的预测是好的推荐的基础,而推荐比搜索更有效率,因为个体的视野和经验都有局限,推荐却可以基于千百万人的选择,挖掘出你根本没有想到过却能打动你的内容。
此外,这种转变也在改变在线旅游公司的营销模式。之前,在线旅游公司每年会在搜索引擎上花大价钱,用于购买关键词,而推荐取代搜索之后,即是用精准营销模式取代了传统广告模式。只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小助理不能姓B、A或者T(百度、阿里、腾讯,三大国内互联网公司巨头),它必须是相对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体系或者平台,这样才能确保它的推荐是公平的。
科技对商业的影响,更深远的恰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我的第六大预测就是:2019年会出现一个以订阅模式为基础的终身MBA学习服务。现有的MBA课程都有很好的校友网络,可以让毕业生与学校长期互动,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无法应对未来终身学习的压力,因为每十年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可能都要更新,每五六年我可能都要停一停,想一想我未来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www.daowen.com)
订阅模式的终身MBA学习服务带来的一大改变是它不再是“卖”给你一个学位;相反,它提供给你的是两样东西,首先是终身学习的保障,第二点更重要—为你量身定制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终身学习方案。
订阅经济很“古老”,报纸和杂志就是最早的订阅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订阅经济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因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让很多行业都可以把为订户的服务做得更好,企业可以对用户了解得更深入、更具体,也可以与用户有更多的交互。
数据经济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挖掘出对付费用户的洞察,从而使各行各业敢于突破常规,围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重新塑造商业逻辑。
新的订阅经济迫使企业商业模式的重心从售卖商品向提供服务与体验转变,超越简单的交易而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从按产品收费转变成按结果收费——年付订费的MBA就是要为提供终身学习的知识结构更新与能力提升这一结果付费。
这样的订阅模式不只局限在教育领域,很多领域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新模式—为你提供的是基于订阅的,基于对你了解的,为你量身定制的服务;它强调的是体验,强调的是与客户的强关联,强调的是倾听客户的声音。
讲了科技和商业“十字路口”的三个预测,我的下一个预测要回到经济学的层面。我的第七大预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2019年会颁给研究复杂学的专家。
过去这十年,大家都在反思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少有经济学家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基于数学的经济模型无法推演出复杂的金融世界的运行规则,因为经济活动是“复杂”的,而传统经济学中对理性人的推断,完全没有办法涵盖复杂经济活动中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各种各样不同的行为。复杂学和系统思维恰恰是针对数理经济学这一问题进行的整体思考,而这种整体思考对于制定出能够解决层出不穷新问题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研究复杂学的经济学家,要从生物学、生态圈的研究、进化论等其他研究领域汲取经验。
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用复杂学的视角去分析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活动中有大量人的参与,他们的行动很多时候受到他们所在环境的影响,他们会基于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以及自己遵循的一套经验法则来做出决策。而且每个人的决策都会相互影响,反过来还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变化了的环境再反过来影响市场里的参与者。整个金融市场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观察、判断、决策、反馈的循环,每个参与者都会在这些不断循环的过程之中汲取经验,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经验法则。
从这一视角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根据过去的金融市场经验,很难推导出未来的市场发展,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市场主体的经验也已经有了提升;在市场主体层面的“理性”选择—比如说在市场发生巨大波动时平仓—也可能在金融市场这一复杂系统的层面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市场暴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从进化论的视角来观察金融市场在一个更长时间跨度中的发展。进化论强调生物通过竞争、变异、繁殖和适应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金融市场也类似。金融市场里充满了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胜出需要不断地创新,也就是变异;经过市场检验的创新会被大量复制或者快速壮大,也就是繁殖;而最终适应市场环境的投资者才能够胜出。
从进化论的视角去看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就很容易发现,这些行为并不是不可理喻或者随机的,而是进化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应用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一下子变得不合时宜了。
地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如果从我提出的第一个预测出发,看整个环保运动,看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我们太容易忽略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无节制的经济活动必然会遭遇地球资源瓶颈这一事实。而全新认知就应该把经济活动放在地球这一整个复杂的机体中去研究。地球是如此大而重要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样的大的视野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
重新思考,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来思考,将带来更大的价值。
我的第八个预测将回归到职场,关注个人的状态。我预测,2019年流行的不再是FOMO(Fear of Missing Out),也就是担心没赶上潮流,而是会变成JOMO(Joy of Missing Out),即慢下来,不在意有没有搭上“那班车”。
什么是FOMO?就是流行的东西特别多,我每个都不想落下;因为我担心没有搭上“那班车”,我就会远远地被同伴落在身后。过去两年,FOMO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莫过于比特币的暴涨。在2017年比特币发展到顶峰的时候,美国有9%的年轻人都在“炒币”;他们中间并不是大多数人都崇尚去中心化的理念,而是大多数人都担心自己没有赶上比特币赚钱的这一波行情。
FOMO代表了一种态度,大家都想着追最新的、最潮的,最好的投资、最好的玩意儿。但是恰如比特币,2018年FOMO已经是“强弩之末”了。2019年,年轻人的态度会有180度的大转向,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生活到底要聚焦于什么。所以JOMO会成为2019年的主流:我可以等一等,落下了这趟车,我可以坐下一趟车。
其实仔细想一想,生活、工作当中的很多事情,大多数都可以等。老板在微信群里@你一下,你真的需要5分钟之内就回应吗?每天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事吧?明天回是不是也无妨?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块的时间用于仔细思考重要的事情?
根据微软的研究,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到了极致,人们能够把注意力持续集中在一项任务上的时间短之又短。
美国创业企业Reddit的CEO给所有职场人两个建议。第一是专注于某一点,千万不要过于分散注意力。这一点很重要。让我们把打碎的时间重新整合起来,让我们真正聚焦于最重要的东西。而只有聚焦,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只要把事情做好,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才会正常。第二条建议是给很多创业的人的,即职场中打拼的人—要注意健康,不应过劳。
JOMO的流行也是互联网平台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平台开始意识到,用户的注意力和眼球并不是无止境的,不断榨取一定会遭遇反弹。与其让用户反弹,不如自己设限。JOMO意味着慢社交将更流行,互联网平台会限制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防止用户的信息过载。
最后两个预测将回归宏大的议题。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是我们迎来“德先生”和“赛先生”100周年。我的第九个预测就是,我们会用更深入的改革、更全面的开放来迎接五四运动百年祭。
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还是要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德先生”,什么是“赛先生”。
先从“赛先生”出发。
首先,科学是无国界的。清华大学在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计算机与数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它在这些领域内的论文发表量排名全世界第一。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钱颖一这样的海归学者开始在清华大力推进国际上通用的研究方法。
其次,科学研究一定是相互协作的,很少有科学家自己关起门来就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任何科研一定是相互协作、开放创新的,尤其是跨国界的协作,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成果。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此之上,应该再加上一句:“我们在做任何决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变,科学方法就是要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让更多的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人,聚合起来发挥出集体的智慧,创造出新思想。科学决策的过程绝不是一两个人拍脑袋去做决定。
那什么是“德先生”?
首先要学会倾听,而且要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
现在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阶层的固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层固化之后,每个人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当不同阶层的人都不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时,就可能会出问题。
倾听是第一步。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就是要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对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去,至少在公共政策的决策当中有他们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预测,2019年会是改革开放全新出发的一年。改革就是拥抱市场经济,拥抱科学决策;而开放则是更好地拥抱全球化,推动全球化。
但是拥抱全球化还有一个前提——全球化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我最后的预测是:2019年,我们应该“握芯”尝胆。
“握芯”,顾名思义,就是紧紧抓住芯片这个核心。芯片代表的是未来的数字经济中—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设施。如果没有一流的芯片,我们就无法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的活力。
抓住芯片需要我们加大在基础科研中的投入,在生产和制造的领域拥抱开放式创新,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抓手。
尝胆也很重要,它是一种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写过一本书叫《自满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是对美国人停滞不前的反思。同样的警醒——对自大、自满、自以为是的警醒,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之后,任何人都容易自满,这个时候,重新去拥抱吃苦精神,重新拥抱低头做事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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