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向搞经济建设以来，全党逐渐形成了共识：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起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已日益僵化，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不见了，中国老百姓的物质文明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大，社会主义的前途受到人民的质疑。以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走入死胡同。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党的高层断然下定决心，朝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勇往直前。一年又一年，改革开放的力度愈来愈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愈来愈鲜明。如果说，在党的十四大之前，中国经济改革一直在试图“调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那么，十四大则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假说，20世纪以来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已经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说，采取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这只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与社会属性无关。这一理论观点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难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观念的更新，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要求，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种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必然要求两个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家有计划地对国有企业实行“断奶”，资金供应渠道由拨款改为贷款，融资方式变得跟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样。另一方面，国家完善了税收体制，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不再收取国企的利润。接着，国家陆续出台了社会保险体制、人事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等配套的改革措施。如此一来，国有、民营、集体、合资、个体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就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全中国的所有企业只能按同一个规则运行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人终身制的“铁饭碗”——被打破。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对于转变了所有制身份的企业工人而言，他们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潮流中。

“生是国企的人，死是国企的鬼”，习惯由国家包干生老病死的国企职工们，早已被计划经济体制惯坏了，觉着大锅饭的日子过起来很舒坦，现在突然要买断工龄，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有人痛苦失眠，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彷徨不安，但也有人求之不得，暗自庆幸。于是，在成都二环路的东一段至东三段的两边，这个东郊工业企业最密集最集中的区域，成了东郊广大工人发泄悲愤，表达诉求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拨拨的工人围着工厂的大门、冲进工厂办公大楼，找厂长讨说法。这成了东郊的一种见惯不惊的“风景”。(www.daowen.com)

曾任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张献，经历了改制的风浪。2001年6月19日至24日，这五天是最动荡的五天。事前，张献结合工厂的实际，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形成了《谈前锋的改制》的文稿，对什么叫改制，为什么需要改制，怎么样改制都对职工宣讲得清清楚楚，并在《前锋报》上全文刊载。前锋的改制是主张与每一个职工签合同，一起同甘共苦，但是要改变职工身份这一点，却把他们激怒了。一夜之间，一些职工突然就站到了厂领导的对立面，包围工厂大门，不许职工进厂上班，在工厂门前的府青路立交桥上封路，连交通都被中断了。当晚，他们打起横幅在生活区搞游行示威，好些人冲进张献家，把从未见过这个阵势的孩子吓坏了。但张献当时特别冷静，并未惊动公安部门，而是坚持和平对话。第二天，他们在厂里的会议室围攻了他一天，连厕所都不许上，他们还允许他坐着，他一直跟他们对话。曾经，有个年轻女工情绪失控，突然提起一个装了酒的啤酒瓶子，朝张献甩去，他赶紧一闪。好险！瓶子从他的右耳根擦过，差点砸中脑袋。

张献在厂里很有威信，并且处理事情也比较人性化，怎么突然会闹到这一步？张献说：“成都改制算是做得好的，政策的尺度掌握得比较恰当，比较规范。比如说，对员工要进行安置，要给安置费；第一，员工不能轻易地退出单位，要签合同；第二，安置费要延续，成为安置股；第三，允许员工购买公司的股权。而没有像某些地方做得非常极端。前锋改制风波来得快，来得猛，但很快就平息下来。不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我们不是采取强制下岗，而是根据市上制定的两种政策安排退养，这样分流了1000多人，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这些工人发泄一下，也是情有可原。许许多多的工人人到中年，又习惯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小社会”的幸福生活，一旦脱离了依赖的工厂，不仅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且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融入大社会。

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进行全局调整，强调指出：“军工也要退够，要放小。”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缓和，1984年中央又明确要求军工企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方针。1985年，我国宣布裁军100万，大幅度压缩军队装备费用，各种军品订单随之陡降。东郊这些军工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才能闯过市场经济的激流险滩呢？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