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华区公安分局新鸿路派出所所长名叫朱谷川，出生于1966年，是东郊工人的第二代。朱谷川戴着一副无框近视眼镜，眼睛圆而有神，他具有职业本能养成的机警与干练。一旦谈到儿时的顽皮，他会笑得非常开心，他不笑的时候眼神锐利，笑起来却像一个大男孩。

当年没考上大学，他本来已经像一般东郊子弟一样，顺理成章地读父辈工厂的技校，准备进厂当一名人人羡慕的东郊工人。但他从小就喜欢穿军装，想报名参军家里又不准，因为他是独子。岂料天赐良机，1989年成都市招头一批巡警，指定从退伍军人、应届毕业生和在职职工中招收，他考上了，去警察学校培训了两年，当了一名警官。这是一个热血的人，一个东郊情结很深的人，他对于怎样在历史的夹缝中留住成都东郊工业文明的记忆，乃至开展成都东郊工业文明的旅游，都有自己的想法。

朱谷川的父亲叫朱明庆，1936年出生，祖籍江苏无锡。朱明庆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雷达专业，于1956年分配到成都，后来成为784厂（锦江电机厂、107信箱）的高级工程师。

朱谷川出生三个月后，他奶奶从江苏过来把他接回了老家。他们江苏老家的传统风俗很强势，他家从爷爷到他是三代单传，因为他是儿子，他奶奶执意来到成都，把他接回老家去养育。一直到他七岁时，他爸才接他回来上小学，刚读了一年，他奶奶又把他弄回了老家。他奶奶去世后，就由姑妈带着他。那时候厂里派他爸到复旦大学进修电子计算机。1976年7月的一天，他爸回老家看他。他当时已经在读四年级，他爸发现他太受宠了，都那么大了，居然还不会扣纽扣，不会系鞋带。这怎么能行呢？可他姑妈继承奶奶的遗志，坚决不允许把他带走，他爸和姑妈吵得很凶，结果还是把他弄回了成都。

他十岁这一次回来，已经懂事多了，对东郊宿舍区生活的感情就慢慢深了起来。他在老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这边白天一上班，宿舍区就只剩下娃娃。父母早上上班之前，把饭菜票发给他，中午由他自己解决，放了学就直接去食堂打饭，开始过独立生活。

那个时候，工厂的宿舍区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就是找对象都不大可能找出去。朱谷川一家住在完全是苏式建筑的八街坊。八街坊比较大，从现在的建设巷一直到几百米外的沙河边，都是107的宿舍，起码有好几十栋宿舍楼，全都是三层楼的房子。这个宿舍区功能齐全，像灯光篮球场、露天电影坝、礼堂、医务室，子弟校（含小、中学）、幼儿园都有。

宿舍楼房子的屋顶是坡屋面盖的瓦，外墙是没有抹面的红砖墙。是按一户住一个单元设计的，地坪有的是木地板，有的是水泥地。修得早的，比如靠近八街坊大门的那些宿舍楼全都铺的是木地板。他父亲1956年来的时候，铺木地板的宿舍楼刚刚修好，他们竟可以一个人住一个单元。苏式房子很气派，完全按照苏联人的习惯，开间很大，小的十多个平方米，大的二十多个平方米。朱谷川一家住的那个单元就有四个房间，有厨房、厕所、洗澡间，后来厂里的人愈来愈多，就住进了几家人，厨房、厕所、洗澡间都由几家人共用。厕所是水冲式的抽水马桶，厨房里烧煤，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烧的天然气。所有人家的家具都是厂里发的，一模一样，桌子、板凳、柜子、床都刷的清漆，露出原木的木纹。每户人家自己的家具就是箱子，皮箱、木头箱、藤箱都有，每家屋里都重叠了一摞箱子。家境好点儿的，箱子要大些，皮箱要多些，箱子也就重叠得多些。

那个时候，除了107的党委书记、厂长、军代表是一家人住一套单元房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一套单元房住几户人家。无形中就成了大家庭式的生活，哪户人吃啥子，大家都晓得，哪户弄点好吃的，也要请左邻右舍尝点儿。

一套单元房的厨房只有一个水龙头，但各家都有一个蜂窝煤炉子。那个时候，学生娃娃下午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蜂窝煤“轴轴”（注：封煤眼的螺钉状的盖子）。具体做法是，先把炉子上温着水的铝锅端开，把蜂窝煤炉子的“轴轴”一一揭了，再把水端上去，蜂窝煤慢慢就会烧起来。这是父母每天上班前给子女交代的任务。到了朱谷川上五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给他加了个任务，放学回来揭了蜂窝煤“轴轴”以后，还要把饭蒸上去，等他们下班回来时饭就蒸好了。那时时兴学雷锋，如果他放学以后先回家，他就把厨房里所有蜂窝煤炉子的“轴轴”都揭了，然后就在作业本上记起：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帮大家把蜂窝煤“轴轴”揭了。朱谷川也有搞忘的时候，但同单元住的四户人，始终有回来得早些做这件事的娃娃。

宿舍区娃娃调皮的花样多，那个时候最喜欢做游戏，有时也打架。宿舍区这几栋房子的娃娃跟那几栋房子的娃娃之间打架，还有宿舍区跟宿舍区之间打架，比如107跟建设路对面的106（即106信箱、773厂）的娃娃，要打架，对方是不许跨进他们这个区域的。娃娃们调皮捣蛋，比如放人家自行车的气，用注射器给人家的鸡打针，等等。那个时候一上班，宿舍区就只剩一些老人，其余全是娃娃。八街坊的宿舍楼都是砖木结构的，房顶都是木结构的穿斗式排列。三楼是木条钉的天花板，房顶与望板之间有个不小的空间，并且整栋楼的空间是连成一片的。几个小家伙，先翻上望板的横梁，再掀开别家的天花板，跑到别人家屋里去玩。

宿舍区调皮的娃娃有两类。一类就是些半大不小的娃儿，还有一类就纯粹跟外头的“街娃儿”一起耍的。那个时候，信箱单位的宿舍区娃娃都很提劲，认为自己是正宗，看不起那些“街娃儿”。“街娃儿”就是东郊人喊出来的，是一种鄙视的称呼。作为回应，“街娃儿”们反称东郊宿舍区的娃娃叫“厂娃儿”“区娃儿”，后来，索性将东郊宿舍区的娃娃和机关大院的娃娃统称为“区娃儿”。为什么？信箱单位是全民所有制的国防大厂，是正宗工人阶级，很令人羡慕，一个娃娃从出生到就业，不用操一丁点儿心，只要你是出生在这个单位里，娃娃肯定是有工作的。还有，信箱单位的福利比较好，“街娃儿”连饭菜票都认不到，因为吃不到食堂，只有回去吃。“街娃儿”的父母工作单位大多不是很好，多是些街道企业，工资就要低得多。即便是宿舍区娃娃成绩好考上了大学，父母挖空心思也要把他们弄回信箱单位上班。

宿舍区的娃娃基本上过的是军事生活。八街坊宿舍区只有外面一圈围墙。那个时候的娃娃读书不辛苦，基本上下午三点钟就放学了，这下宿舍区就成了娃娃的天下。大娃娃带小娃娃耍，八街坊几百个娃娃，在里头鬼蹿。这些娃娃分成好几拨，比如灯光球场这一片的是一拨，电影坝、医务室那边又是一拨。但如果是针对外头的，就一致对外了。玩耍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的经常在一起耍，小点儿的娃娃就跟本宿舍楼一个单元的娃娃一起耍。那个时候，朱谷川就是他们这个单元的娃娃头，带着十几个娃娃打游击，到处耍，暑假他就带他们跑到沙河里头游泳。

宿舍区的娃娃头儿是自然形成的，比如，灯光球场这一片有一两个大的娃娃，他只需把各个楼的“栋长”娃娃招呼到就行了，实际上在做游戏时就已经把各人的位置固定了。某个娃娃活跃一点，有号召力，鬼主意多，晓得带动娃娃咋个耍，自然这拨娃娃就以他为中心。哪怕有人岁数比他要大点，但他脑袋比其他人灵活，那这些娃娃就会围到他转。朱谷川的“栋长”就是自然形成的，他家只有他一个娃娃，他爸经常去上海出差，带些糖果回来，屋头饼干、糖要多些，有时候就要拿给他手下的娃娃吃。还有他爸的同学多，他爸的同学出国——那会儿出国主要是到阿尔巴尼亚、朝鲜、埃及，也要给他带糖果回来。他爸去阿尔巴尼亚出差回来，带回来的是啥？是阿尔巴尼亚的汽水和香烟，是面包干，那个时候，很多成都人连面包都没见到过。(www.daowen.com)

他们爱玩打游击，也爱玩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赌“鸭脚板儿”、子弹壳儿、玻璃弹丸儿。他们耍的玩具有的是跟工厂有关系的。电焊机厂生产电焊机的边角余料，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成形，这叫“鸭脚板儿”。82信箱生产电阻的废料，小的，圆的，一颗一颗的。还有烟盒子、糖纸等。赌的时候，用嘴吹，用手拍，或把“鸭脚板儿”在手板心头叠一摞，往上一抛，翻手去接，接多少都是你的。还有赌纸条子，把家里的毛选（《毛泽东选集》）偷出来，一张张地扯下来在手心里叠好，把它甩起来，又用手把它挖回来，相当有技巧。还有划（剖）甘蔗，把甘蔗立在地上，一刀一刀划下去，划成一根根的甘蔗条子。

他们自己动手做的玩具也不少，自己拿木头削枪；拿轴承做滑车，自己坐上去，叫人推起走；自己做甩炮儿——在炉子上把牙膏皮熔化成锡液，在子弹壳里头灌上一截，绷根橡皮筋，套根钉子，再在子弹壳里灌点火柴头上剥下的药，倒过来一甩，就“砰”的一声响了；自己拿自行车的废链条做火药枪，等等。那个时候，像他是独生子女都没有管，更别说那些有几姊妹的了，基本上是放养的。

宿舍区围墙的北边就是电子科大，当时有人把围墙敲了好些豁口，可以随便蹿，他们就经常蹿到电子科大那边去，去它的主楼实验室，拿那些做实验的玻璃器皿来耍。耍得无聊了，有时在宿舍区或者爬烟囱，或者爬水塔。那个时候，洗澡一般都是在宿舍区的大澡堂，这些读书的娃娃都喜欢到澡堂里头去洗，去打开水龙头玩闹。建设路踏水桥旁边的一座老桥，现在只剩下几个桥墩了，那儿当时就是他们的跳水台。每到夏天，父母经常到那儿去逮他们。只要发现小孩不在了，就马上到那儿去找人，因为那儿每年都要淹死人，有跳下去就再没有起来的。那儿的水有四米多深，主要是漩涡多，越是这种地方，你跳下去浮起来就越是提劲。

跟外头的娃娃打架，比他们大的娃娃就冲在前头，朱谷川也不甘落后，就提两匹砖紧随其后。有段时间经常跟外头的娃娃打架，都不晓得为啥子，比如说他们正在耍，忽然有人说，走，沙河边川棉厂的娃娃在那儿打人……大家“呼”的一声响应，提起脚就走，一下子就赶过去了。但给他的感觉是，去的人愈多，对方的人也很多，这个架愈打不起来。真正打起来的，人很少。

那时候，宿舍区十五六岁的娃娃基本上就是大哥了。比他们大的全部下乡了，回城后又全部进厂了。每年一到春节，那些十五六岁的娃娃就规矩了，就不开腔了。为啥呢？当农民的那一拨回来了，知青回来了，都是出去见过大世面的，他们那会儿都是用崇拜的眼光看他们。回来的“操哥”些穿的都是纯毛华达呢，里头是穿了几层的“金兔”毛衣，挂个白口罩，骑个凤凰26自行车。这种车当时很不好买，又相当流行，他觉得那会儿骑那个，比这会儿开宝马奔驰都提劲。有这种操法的，或者是家庭条件相当好，或者就是抢人家的。

那个时候，“操哥”穿纯毛中山装必须要翻一截袖子，皮鞋流行穿“满天星”。那个时候“操哥”的标准配置是：一身蓝色的纯毛华达呢，大裤脚，头戴呢军帽或布军帽，脚蹬甩尖子（接尖）牛皮底皮鞋，后跟钉马掌，前脚尖钉一排圆头鞋钉。一行人一式打扮，走到街上很拉风，咵咵咵咵咵，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党卫军来了一样。

宿舍区分厂矿宿舍区和军区大院。宿舍区里头，有很多娃娃的父亲是转业军人，家里留了很多过去军队的东西，可以拿出一整套五几年的校官装备，包括大檐帽、武装带、领章、肩章。有的“操哥”家庭社会地位比较高，有的纯粹是街娃，他们绝大多数是待业青年。“操哥”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东郊这一带的“操哥”们最喜欢在沙河电影院门口集中，在那里鬼旋，摆造型炫耀。他们在本地不大惹事，但在外面要惹。他们都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东郊这边，宿舍区也有小贼娃子，不好好读书，家里也比较穷，他们叫烂娃娃的，在宿舍区偷东西。那个时候有啥子好偷的嘛？哪儿晾有军裤，就偷偷去顺走。烂娃娃如果要摸包包，就到百货公司、汽车站这些地方去摸。

宿舍区的治安状况是比较好的，管得比较严，门卫对这个宿舍区的人一目了然，那会儿也没有外来人口。其他宿舍区的一跨进他们宿舍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每到放坝坝电影的时候，其他宿舍区的娃娃要偷偷翻墙进来，107宿舍区的娃娃就自动成了治安巡逻，还要进行清场，把外来娃娃轰出去，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宿舍区的人踏入。如果某个厂要大些，人要多些，那么在东郊的势力就要大些。比如他们到对面106去，106的娃娃不敢惹他们，他们背后电子科大的娃娃也不敢惹他们。整倒一个，他们就有几十上百个娃娃赶过去。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自己寻开心，父母几乎从不给孩子买玩具。据朱谷川回忆，那个时候耍的带点科技的，是他父亲教他装半导体收音机。拿个肥皂盒子，把二极管、电容器这些零件固定在盒子里，就能收到电台播音了。那会儿一般都是自己装电视，买的是红光的示波管，朱谷川家最早装的电视机，屏幕只有饭碗大，图像还模模糊糊的，都觉得非常巴适。他奶奶过生日的时候，他爸爸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送她，是台上海造的9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台一晚上只播出一个多小时的节目。

那个时候，父母给娃娃发饭菜票，打饭一般是一荤一素，8分钱就可以买份儿萝卜烧肉，或洋芋烧排骨。几个娃娃经常“打平伙”，约好你买一样菜，他买一样菜，还要从屋头偷点酒。打平伙的地点随时都在变，食堂周围的角落，食堂旁边的水塔顶上，钻到单元楼的天花板上去吃。有时候又在同学的家，反正父母不在，随便整，完了把同学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个时候的娃娃很合群，不小器，偶尔闹点儿矛盾，也是耍游戏闹别扭了，很快就过了。他们耍游戏，打游击，抓特务，逮猫儿。女娃娃自己耍，一般不跟他们男生一起耍。为了不让她们告发他们，就要送点小恩小惠，给她们颗糖呀，给喜欢集糖纸的送几张糖纸呀。

朱谷川的感觉，那个时候生活过得很简单，但是很有乐趣，很自由，现在的娃娃简直没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