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郊，是成都现代工业的缩影，是数十万产业工人的骄傲和自豪。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踏上过东郊这片土地。

当年最受国家领导人青睐的是成都量具刃具厂。

量具刃具厂的掌门人是厂长兼党委书记杨亭秀。杨亭秀出生于1918年，山西代县人，毕业于当时全国爱国知识青年向往的圣地之一的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他当年活跃在滹沱河畔，顽强抗击日寇，是威震敌胆的年轻的代县县长，日寇汉奸对他恨之入骨，公开悬赏3000大洋买他的人头，他曾几次在群众的掩护下死里逃生。他于1949年12月随18兵团南下四川接收新解放区，任川西第一大县金堂县的首任县委书记。

1956年2月，一机部决定在四川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杨亭秀走马上任。按照一般的建厂进度，成量厂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如果按照计划任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施工建设、调试生产这样的步骤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没有三年五载是建不成的，光设计制图少说也得花上一年多。杨亭秀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何必搞费时费钱费力地重复劳动呢？不如直接把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现成的设计图纸拿过来，为我所用。但他心里明白，此事太重大了，这是整个西南第一座现代精密工具制造厂，一个中央直接抓的大型企业，他只能逐级请示、汇报、力争。

岂料他的逐级请示汇报，竟是逐级吃闭门羹。他愈来愈郁闷，愈来愈不服气，就直接飞北京，找一机部设计总局“申冤”，不料设计总局也泼他的冷水。他火气上来，就跟总局的人争吵，双方僵持不下。旁边有个暗中赞同他的明白人就适时插话说，这样争辩也不顶用，干脆听听专家组长的意见吧。然后，部里就请驻一机部的苏联顾问——那位专家组长听取双方的汇报。专家组长不动声色地听完了争辩双方的陈述。岂料他不仅通情达理，而且还颇有“老大哥”的风范，很替中国着想。他说他赞成杨亭秀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同志重复使用他们设计的图纸这个想法很好，这可以大大加快工厂的建设速度，符合中国共产党尽快把工业搞上去的精神。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杨亭秀心里那个高兴劲啊！

1956年5月3日，工厂破土动工，掐指算来，从2月23日挂牌筹建至今，才不过64天。岂料1956年底，中央下令：成都量具刃具厂缓建，投资削减一半。不按常规出牌的杨亭秀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建宿舍的钱节省下来搞试生产，继续修建已经修到二楼的量具车间厂房大楼，并按试生产的要求购置必要的机器设备。于是，工人的宿舍、办公室、食堂、俱乐部、医院、幼儿园、小学等等，凡是非生产性的设施，统统建成了可以使用十年之久的草房。杨亭秀带头搬进草房居住，一住就是十三年。

“1957年初，6个车间相继建成投产，到了12月栋主厂房基本建成，共历时22个月，完成基建投资2612万元，为原设计投资的88.25%，仅及哈量厂建厂投资的58%，建厂周期比哈量厂缩短两年多。当年完成产值127万元（当年不变价），实际产量较哈量厂提高30%。”^[6]一个4000人的大厂已经在成都东郊崛起。

杨亭秀当年坚持修完的量具车间厂房大楼，是座苏式尖顶塔楼，东郊人多爱叫它“莫斯科大楼”或“红楼”。自从建成之日起，这座典型俄罗斯建筑风格的“莫斯科大楼”，就巍然屹立在府青路与二环路的交叉路口。当年，只要站在猛追湾二号桥（今新华桥）上朝北方向眺望，便会看见那异国风采的尖顶塔楼巍然屹立在天际线上。它曾经招徕了数不清的一拨一拨的成都人，从中心市区赶来瞧稀奇。这座东郊工业文明的标志性建筑，堪称那个年代成都市最漂亮的建筑，近年已经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3月5日，是成量人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当年的解放军总司令，如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来厂视察。朱德拄着手杖，先是冷静地看，看量具生产车间，看厂里刚生产出的产品。以量具厂房大楼（俄式尖顶塔楼）为代表的生产性设施修得一丝不苟，而其余的非生产性设施却是草房的天下，这种强烈的对比在朱老总的心头激起了涟漪。最后，他才在草房办公室里落座，听取杨亭秀的建厂情况汇报。杨亭秀的汇报让朱老总听得津津有味，眼看时近中午，他干脆叫杨亭秀随车，一起去省委用餐。在轿车里，在餐桌上，他边听杨亭秀汇报，边插话。

老总说：“你们厂的做法符合中央、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符合党的群众路线。”

老总又问起厂子建成后他们如何管理的问题。当听杨亭秀说按苏联设计的管理办时，老总插话了：“我到苏联参观过七八个厂子，觉得苏联的专业管理不错，但缺乏群众路线、群众管理。我看，你们既要搞专业管理，又要搞群众管理，把二者结合起来。战争中士兵在战壕里还开民主讨论会呢，搞工厂为什么不能搞呢？”

老总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苏联搞的是一长制，我们要搞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集体总比个人强嘛！”老总的话让杨亭秀受益终身。(www.daowen.com)

朱老总回到北京，于3月16日书面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成量厂的建厂经验，提出“应该加以介绍和推广”。中央将朱德的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各省市向成量厂学习。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勤俭办厂的一个范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赶来，为成量厂拍了部纪录片叫《一个勤俭办企业的典范》。这部电影在全国的各个电影院和流动放映队放映，几乎覆盖了全国，成量厂一炮打响。此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一大批中央领导陆续到厂视察。^[7]

接踵而来的殊荣，不断鞭策着成量厂人。杨亭秀抓住1957年底中央追加投资的机遇，将设备大部突击购置安装到位，并使国产设备占到95%以上。

在成都东郊所有大型工厂中，有幸接受过毛泽东视察的，只有量具刃具厂。1958年3月5日下午，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召开成都会议的毛泽东，他的车队突然出现在东郊。

伟人毛泽东视察量具刃具厂的隆重场面我不便妄加揣测。感谢《激情岁月——成都东郊工业史话》一书的编撰者，专门在书中辟了专题《刃具厂的“幸福门”》以记其盛。兹将有关文字抄录于后，以飨读者：

当时毛主席在省委秘书长和其他省上领导的陪同下走进车间，车间主任王德明（音）和工人们一看是毛主席，都兴奋地喊起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一下子，车间全乱了，都争先恐后地涌到主席身边，形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后来，车间领导来了，把工人们分开，让毛主席从中间过，工人们都热烈鼓掌。毛主席先穿过备料车间，然后走刃具厂房的刨铣车间过，从机械车间到工具车间。当时车间主任罗为政赶来，幸运地和毛主席握了手。毛主席是从小门进厂的，不能再让他从车间的小门出，怎么办呢？于是罗为政主任分开人群，把厂房后面锁住的大门打开，毛主席才得以出去。6日，整个车间沸腾了，所有的工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生产量也迅速攀升。

工具车间以前一直实行月工资，后来改成计件工资，干多少拿多少，生产已经搞得风风火火。毛主席来了以后，在工人师傅田景琦的带动下，搞计件的工人们都提出不搞计件了，田景琦甚至把计件的工票都撕了。工人们的积极性高涨，生产量猛然翻了好几倍。

后来，毛主席曾经走过的那道门被工厂命名为“幸福门”^[8]。

到了1960年，成量厂新建了复杂刃具分厂、钢铁分厂、轴承厂分厂、冶金分厂、机床分厂、化工分厂、砂轮分厂、水泥分厂等14个卫星厂，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此时的成量厂，其产值是原设计目标的10倍，而累计完成上缴利润已足以再建5个同类型的新厂。而最让杨亭秀欣慰的是，工厂逐渐锻炼出了一支素质优良的管理和职工队伍，这支队伍敢打硬仗，并且洋溢着一种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60年6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第二次来成量厂视察（第一次是在朱老总向中央推荐成量厂之后的1957年）。成量厂的管理经验让刘少奇感到很欣慰，他认为成量厂是贯彻毛主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先进典型”。他当场就吩咐陪同参观的成都市委书记，叫他派人帮助工厂总结经验，并上报中央。6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推出特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标题格外醒目，并且还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各省市企业向成量厂学习。接着，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成量厂被授予全国的红旗工厂。杨亭秀站在讲台上，接过周恩来亲自授予的一面红旗，并接受总理的握手祝贺。刹那间，这位从抗日烽火中走过来的铁打的汉子，如今已锻铸成了企业优秀管理者的杨亭秀，竟感觉眼睛发潮，从1952年夏担任205厂党委副书记至今，他已经问心无愧地为党、为祖国的工业化整整奋斗八年了，今天终于向周总理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9]

成量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梅开二度，自然成了全国注目的焦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为它拍了一部题为《一个多、快、好、省的工厂》纪录片，在全国放映；《红旗》杂志、全国总工会、江西省委工业部等还派专人驻厂，学习、整理该厂的经验，前来成量厂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年的秋天，朱德委员长第二次来视察成量厂，他目睹了工厂发生的可喜的变化，乐不可支，感叹道：“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

就在这段时间，成都东郊冉冉升起了耀眼的双子星座，一颗星星是量具刃具厂，另一颗星星是715厂（宏明无线电器材总厂），这两个厂都是新中国当年骄人的红旗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