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线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成都东郊又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的机遇。大量内迁的工业企业落户成都东郊，在大大提高成都市的工业门类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壮大了成都市的经济实力。

国营745厂就是在三线建设时期，于1965年2—3月从北京搬迁到成都东郊的，它当时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电子管基础材料的钨钼丝工厂。

那么，何谓三线建设呢？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以准备打仗作为指导思想，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整整跨越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动员之广、投入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共和国建设史上生产力战略布局之最，其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我国地理区域进行人为划分后的概念。它根据战略地位的不同（遭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从我国大陆的国境线向内地收缩，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所谓三线地区，包括中西部十三个省、自治区，有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以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一线地区主要包括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此外，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俗称大三线，各省份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尤其是大三线地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贺兰山等成为其天然屏障，一旦爆发战争，就成了理想的战略后方。

自抗日战争沿海工业内迁以来，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按照《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一文的作者陈东林的说法，四川的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主要接收核工业与飞机工业，重庆则接受常规武器的制造业，包括核试验设备和潜艇制造业；贵州的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在西南和西北，西南的重点在四川，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也在四川。从1964年5月至1971年，从“一线”地区迁来四川的工厂企业共117家。而745厂就是三线建设迁来的一个大型军工企业。

1958年，原拟建在德阳的776厂（国光电子管厂）最终落户成都东郊。在原设计中，要组建一个生产钨钼丝的材料分厂，当年购进了部分机器设备，还曾经派人去北京电子管厂实习过，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了，造成一些设备的锈蚀。在国家实施三线建设大战略的形势下，四机部决定把全国唯一生产电子管基础材料的钨钼丝分厂迁移到大西南的成都，组建一个新厂——国营745厂。

北京电子管厂坐落在北京九仙桥，是个有1万多人的大型军工厂。这个厂有个4分厂，有上千人，是专门制造电子管的基础材料钨钼丝的。4分厂的生产环境不好，因为生产钨钼丝的原料里有石墨，这东西特别黑，把设备和工作服弄得特别脏，工人一个个上班下来也跟挖煤工差不多。正当北京电子管厂准备给4分厂重新修建一个新厂房的时候，却被四机部叫停。部里决定，将钨钼丝分厂整体搬迁到成都，牵涉6个车间80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带家属的。

早在1963年下半年，那时国家的经济刚刚好转，生活也刚刚好一些，就有捕风捉影的消息说，4分厂要支援新厂，要搬到外地去。

“谣传”愈传愈真，领导也不制止，也不回避。1964年春节过后，有的领导开始正式回应职工的疑问了。当年11月的一天下午，4分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总厂政治部李主任做动员报告，他首先宣读了四机部要4分厂搬迁的正式文件，下达了搬迁的命令。工人们这才知道，工厂要支援三线建设，搬迁的地点在四川省成都市，新厂厂名叫“国营第七四五厂”。

那时候，车间支部书记天天组织大家唱新疆民歌风味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一天到晚要唱好几遍。4分厂工人的家都在北京市区，那些年轻工人们都没出过远门，甚至连四川在哪儿都不知道。当时有几种心态。因为北京是千年古都，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无形中就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所谓“天子脚下，七品官”，还信奉“男不出京门，女不出家门”的老传统。现在工厂一下子要搬迁到几千里外的四川，感觉就像天方夜谭。还有就是有顾虑，怕四川生活艰苦，怕过不惯，有的还怕夫妻长期分居。但是年轻工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到哪儿都一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吧，不是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吗？没准儿出去还能见见世面呢！尽管如此，这些年轻工人还是感到故土难离。(www.daowen.com)

为了保证顺利搬迁，分厂的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当时的政治攻势很强大，天天开会，动员，表态，唱歌（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党团员带头。厂领导还背着搬迁工人去家访，征求家属还有什么要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当时是一刀切，即使有困难，也是先去新厂再说。当时，有的职工家里确实有困难，去不了的。拉丝车间有个工人，他父亲九十多岁了，没人照顾，等到成都这边稳定下来，他也就回去了。还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或者平时表现不好，组织上找些理由不让去的。还有几十个1955年从上海去援建北京电子管厂的老工人，又搬到成都来了，没干几年就退休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厂里有一个钳工，老婆孩子都到成都来了，他死活不愿意来，一个人在北京漂了两三年，什么拉煤之类的苦活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到成都来了。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边搬迁，边生产”，工人们不仅要尽量提前完成4分厂的成品任务，而且还要尽量储备半成品。于是需要抢在拆卸设备之前多拉半成品，那些日子，工人们天天加班加点地赶任务。1965年的春节临近，除碾压工序暂未拆卸外，其他工序都相继停了产，一台台设备被拆卸下来，装进一个个新木箱。那些天，车间外面的马路上摆放着许多统一规格的大木箱，都是崭新的。每个生产小组发两个这样的木箱，以方便工人们装工具模具和丝料后托运。

王世英是钨丝组300中丝的拉丝工人。在搬迁停产前，他所在的拉丝小组上了最后的一个中班。这时，其他小组早已停工不上班了，只有他们500、300机器上还有料，要拉完最后一个模子才能装箱。车间领导说：大木箱子给准备好了，你们生产完后，把工具模具捡好了，包括你们的工作服，什么都可以装在里头，一定要等模具晾凉了再包装。还说，你们明天下了中班休息一天，礼拜一到俱乐部集合，有具体事情要讲。这天，他们拉完最后一个模子时，已是晚上九点。去吃中班饭时，他们边吃边开玩笑说：今天才真正是“最后的晚餐”。饭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工具模具和半成品陆续整理完，装好箱子。洗完澡，按理说就该下班回家了，不知为什么，他们又返回车间转了一圈。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各种设备拆得七零八落，有的包装好了，有的还扔在地上，往日灯火通明忙忙碌碌的热闹景象不见了，偌大的车间安静极了，给人一种凄凉感。触景生情，他们心里油然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感到非常失落。

搬迁的日期确定之后，告别北京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虽然是在北京生、北京长的，但北京的名胜古迹他们平时都没时间去，大伙儿想去看看，留个最后的纪念。1965年2月27日，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分厂组织了八十多人去参观人民大会堂。他们看了代表们开大会的地方，看了举办国宴的宴会厅，还专门安排去看了四川厅。四川厅陈列的那个蜀绣“熊猫”，以及那些竹子做的工艺品，让他们对四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导又专门安排在天安门前给大家照了合影，后来还组织他们到八达岭长城和颐和园去游览了一次。

模具车间最先踏上征途，那是1965年的2月3日（这天恰好是正月初二）。1965年3月12日，王世英在厂里办了手续，交了工作证。北京电子管厂是保密的军工单位，没有工作证谁也进不去。从此，他们就跟这个厂没有什么关系了。老厂派王世英等十二个人作为先遣队，他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提前一个礼拜先来成都东郊打前站，为后续的大队伍安排生活。

从北京来时，刚开始没地方住，即使带了家属，也先在集体宿舍住，以后再慢慢安排。起初他们全都住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学生宿舍，该校后来改成970厂。原来学生睡的床垫的都是草垫子等，为了照顾北方人的习惯，现在统统把它撤掉，钉上了崭新的木板。后来，借了715厂、776厂、906厂等三个兄弟厂的四幢宿舍楼，带家属的职工才陆续搬出学生宿舍。北京人习惯烧煤，他们去整理借的宿舍楼，把原来烧柴的灶打了，改成烧蜂窝煤。这些宿舍楼，是五层楼的单元套房，苏联援建时建的房，有水冲式厕所。但不是一家分一套，而是只有一间，不管你几口人，先给一间房住着。王世英等单身汉仍然住无线电校的学生集体宿舍，上下铺，十几个人一个房间。吃饭在776厂（国光厂）的食堂。

他们逐渐克服了生活上的不习惯，比如：北京人是只吃花生油和大豆油的，现在改吃味儿挺大的菜油；逐步接受了麻辣味儿，到了后来，有的人吃辣椒甚至比本地人还厉害。

他们很快就融入了成都。

钨钼丝当时主要是电子管的配件材料，后发展到为灯泡，包括照明灯泡、汽车灯泡、特殊灯泡提供光源材料。生产钨钼丝有十几道工序。当时的军用和民用电子产品都使用电子管，745厂的产品就是为全国所有的电子管生产厂家配套。他们生产钨丝、钼丝、镍丝、杜美丝等四种产品。成都东郊的773厂、715厂、776厂等都要使用该厂生产的产品。

1968年，745厂受命生产钍钨丝，这是制造军用大功率电子管的基础材料。当时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攻关，搞了个6895工程，东方红卫星需要大功率的电子管，该厂就专门为它生产钍钨丝。钍钨有放射性，工人们就靠着一副乳胶手套、一只口罩，一顶帽子等简单的防护用品；靠着每人每个月发的一斤白糖、三斤黄豆，以及配的猪肉——但不发到手上，由职工食堂做成红烧肉，需要到食堂去打，每月可以打五份——等食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我国的东方红卫星发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