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苏联专家

成电之所以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迅速在无线电领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并于1960年10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院校，这与当年做出过贡献的苏联专家是分不开的。先后援助过成电的苏联专家有八位，他们在成电工作的时间有的近两年，有的仅几个月。

在成电的档案上，记载着这八位专家的名字，他们是：弗·尤·罗金斯基、依·弗·列别捷夫、包·依·布拉金、安·阿·日喀略夫、克·阿·沙波斯柯夫、依·弗·沃捷列夫斯基、阿·耶·哈雷宾、阿·阿·波列沃布拉仁斯基。

大体来说，这些苏联专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苏联专家协助成电教师共同制订了多个新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多门新课程的教学大纲。他们带来了当时国际先进的专业理论知识，协助建立新系和新专业。到了1959年底，成电从最初的两个系两个专业增加为六个系十八个专业，其中有的专业在国内高校中属于最早建立，部分专业也走在国内大学的前列，在国际上也属尖端学科。

为了及时开展教学，苏联专家还提供课程设计样本、教学法文件以及毕业设计等参考资料。专家们在成电期间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开设新课程并编写讲义，特别是一些新设专业课程的讲义。在成电期间，他们开设新课程或帮助基础薄弱课程开课有二十门左右，直接编写讲义达十多种，为成电初期教学留下了丰富的教学资料。

顾问罗金斯基初到成电就指出，一个工业大学的水平，首先要看实验室建得怎样。苏联专家帮助建设新实验室，对实验室的建设规划、仪器购置、实验项目的开展进行具体的指导。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条件，为了促进成电实验室的快速发展，二机部对成电在教学仪器设备购置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入。

这些苏联专家首先是一线教师，在为莘莘学子传授学业的同时，更是帮助学校培养师资力量，特别是填补一些在国内尚属新专业的师资空缺。专家们除了采用指导实验、上课、编写教材的方式之外，还采用个别指导、教学报告、科学讲座、专题答疑等多种形式，迅速培养了一批业务过硬的教学科研骨干。截至1959年8月，苏联专家为成电培养研究生十七名，进修教师四十八名。成电周边就是数家成都东郊的大型电子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会到校进修，还有北大、清华、中科大、西安交大及相关研究所等全国几十位教师前来听课。

列别捷夫是1956年10月来的成电，当时他三十三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夫人是莫斯科大学光学教授，当时也作为援华专家跟他一起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当老师。成电青年教师刘盛纲一直做他的翻译，差不多有两年时间。

列别捷夫之所以来成电，据他自己说：“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什么都没有，我是代表苏联人民来帮助中国搞建设的，当然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成电师生与苏联专家合影 电子科大档案馆供图

列别捷夫的影响较大，他留下了《超高频技术》《超高频电子工程》（上下册）、《超高频电子工程器件的测试》，这是一套书，都是他讲课的讲稿。他是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一名副教授。他刻苦精进，在成电一面给学生讲课，一面做博士论文，1958年回苏联以后还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后来被授予苏联的功勋科学家。他于2017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列别捷夫在成电讲课，除了成电的学生以外，清华、北大、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七机部）、西安交大等部门，都派了系主任一级的教师前来进修。这些进修生，有的听课一年、有的听课半年。当时国内的老师没有人能上微波这方面的课。他不光上课，还从苏联带来了相关的资料、图纸，包括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的全套资料，关于磁控管的图纸带了好多套，还有一些相关设备的图纸也带了好多套。

列别捷夫不光是带了一套至今也被认为是经典的教材，奠定了中国微波专业的基础，还带了五箱紫铜的波导管，每箱有四米多长，用来做波导元件。其精度是九级光洁度，那时中国一根都拉不出来，如果没有波导管这个材料，就做不出波导元件，没有波导元件，微波实验室就建不起来。每套波导元件的售价是天价：一万块。

列别捷夫不仅带来了图纸，带来了仪器，而且还给成电订了六套英国产的波导元件，这些对成电原来的五系微波教研组的建设非常关键。

当时，成电建立了第五系微波研究室，把列别捷夫请来培养教师，带研究生。他为成电带出六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他认为不及格，退掉了，退回南京774厂。他培养出了两位院士，一位是成电的刘盛纲，一位是清华的周炳坤。成电的很多老师出差去苏联，经过莫斯科的时候都去他家看望他。据说他家很不宽裕，房子也不大，家里连彩电都没有。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

2006年成电五十周年校庆，八十二岁的列别捷夫作为嘉宾应邀来成电参加了庆典。走的时候，学校送了他一台彩电和一台随身听。(www.daowen.com)

苏联专家在工厂

府河猛追湾东岸的田野上第一次出现苏联专家的身影，是在1955年3月。他们乘着摆渡船，从猛追湾上岸，朝着沙河那边的圣灯寺走去。此时的这一带阡陌纵横，地势时起时伏，林盘院落星罗棋布，院落背后尽是荆蓁草莽的荒坟，显得凄凉。林盘的旁边是一片片的山地，其下是一块接一块的油菜田和小麦田。此时自然是没有一条大路可走的，专家们只能沿着田间小道，时而走田埂，时而过菜地，时而从林盘院落的背后绕过，最后再从架在沙河上的石拱桥——踏水桥上走过。

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指导研究生 1958年 电子科大档案馆供图

一走过石拱桥，他们就看到了远处古老的圣灯寺。放眼一望，眼前是东山余脉的浅坡地带，除了郁郁葱葱的山林，便是一片一片的坟地、开着油菜花的旱地，还有偶尔可见的闪光水塘。按照筹备组的选址方案，这四个大厂的厂址，分别被安排在圣灯寺周边的南北两方。一路上，苏联专家走走停停，时而与同伴交换意见，时而向中方陪同人员询问什么，还拿出中方提供的有关地形图纸进行现场核对。踏勘结果，他们对中方的选址表示满意。

建设路大桥新貌 常德摄

就从这一天起，苏联专家踏上成都东郊这片热土就逐渐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府河上架起了一号桥（今红星桥）、二号桥（今新华桥），猛追湾至圣灯寺修起了一条名叫猛圣路（后改名建设路）的简易公路，一环路的东一段也修过来与猛圣路接口，苏联专家往来于建设路这边，渐渐变得方便起来。

猛追湾二号桥以西一公里多的玉沙路上有西南局的办公大楼，在它的对门专门修了一个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招待所未挂牌，有部队站岗守卫，给人以军事重地的错觉。每天，西南局交际处都要开出几辆公共汽车接送苏联专家上下班。苏联专家是分级别待遇的，级别高的，像专家组长之类，就必须要坐小轿车，由各厂开出各自的小轿车接送。

苏联派到中国成都东郊来的专家，依照时间顺序和工程本身的进度情况，前期是搞建筑设计的专家，此后是负责施工、安装的专家，负责调试设备的专家，负责进行试生产和管理生产的专家。

苏联派到中国成都来的专家，是对口援助的，根据各厂在某一阶段的实际需要，有时人数会少一点，有时会多一点。以715厂为例，前后到过他们厂的专家有五十来位，有的还来过两次。也有女专家，但不多，比如784厂的无线电陶瓷的配方，有位女专家就很有研究，她是苏联那边工厂的实验室主任。另外还有两位女专家，一位是搞精密机械的，一位是搞管理的。苏联专家在715厂最长的待了一年多，一般只待几个月。

他们是一批批来的，有时是几位，有时是十多位，甚至几十位。比如负责设备安装的，三五个月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去了。试生产时又来一批，完成任务又回去了。像715这个厂，在苏联是三个不同的厂，在东郊这儿组合成了一个厂。于是，苏联的这三个厂都要派技术人员来调试设备，进行试生产。715厂在1957年4月调试，这年四五月来的，是管调试的；七八月来的，是管生产的。正式开工生产时，苏联专家来得最多，有二十多位。

1958年苏联专家援建锦江电机厂（784厂）与中方专家合影 成华区政协供图

苏联专家大体上由五个方面的人员组成，在建厂阶段，来的都是负责建筑设计和负责施工、安装的专家；到了开工阶段，来的就是管理人员（相当于中国的生产调度、管生产计划一类的，是苏联厂的领导）和工程师、助理工程师一类的技术人员，以及在现场的生产线指挥的工长。从年龄上看，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一般有四五十岁，工长一般都是三十多岁，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每天，由各个厂派车去招待所把各自的专家接来，下了班又把他们送回去。比如部里专门给715厂的书记和厂长配发的奔驰轿车，就是专门去接专家组长的。其他的专家就坐面包车。他们不是跟国内的职工同样在八点上班，而是等这边上班以后，再开车去接他们，来的时候差不多快九点了。中午，就在每个工厂食堂招待客人的地方用餐，他们喜欢吃中餐，爱吃面条，爱尝不同的味道。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苏联援建项目的完成，改变了中国工业倚重沿海的状态，使我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框架，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起的是奠基作用。

中国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了苏联专家尽可能的优厚待遇。我国1953年已开始实行按“分”计算工资，国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据著名学者沈志华教授研究，就全国而言，按分值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约2243分，远远高于中国部长级平均分值。

当时，“1000分”换算成人民币（旧币）大约为140万元。据此计算，大部分专家的月薪为250万元—400万元。此外，还有各种招待费、交通费、文娱费、住宿费、医疗费、警卫费等补贴，算下来每月652万元，两倍于工资的平均值。很多苏联专家的实际工资都高于毛泽东主席，也高于梅兰芳等知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