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达1082亩的420厂的老厂区，是成都市当年的地王，420厂的搬迁和土地拍卖备受各界关注。华润置地志在必得，于2005年12月以人民币21.4亿元将地王竞拍到手。

接着，华润置地把即将建设的住宅组团取名为二十四城，把为二十四城配套的大规模都市综合体取名为华润万象城。420厂气派端庄的厂区大门上方，本来矗立着金色的金属大字“国营新都机械厂”，这时被拿掉换成了“二十四城”几个金字。华润置地对名称的解释很有文化含量：“二十四”是一个包罗万象、充满想象的数字，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蕴含着循循而生，生生不息之意。昔日的国防大厂420厂，今日的二十四城，饱含了华润对这一方土地文脉的尊重。

这时，有两句描写成都的古诗突然在媒体上走红：“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紧接着，华润置地请贾樟柯为二十四城拍摄的电影《二十四城记》问世，两句古诗的怀旧意境也正是贾樟柯为影片定下的基调。贾樟柯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新锐导演，他采用纪录片+剧情片的方式，拍出了一部很另类的电影。这部电影的评价呈现两级分化的现象。但是贾樟柯的影响非比寻常，此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420厂的老厂区虽然已经变成了名叫二十四城的住宅组团，但是420厂却从城市成功突围，迁到新都三河镇省级工业开发区，以老厂区的高地价换来了涅槃重生的机会，迁建使得企业实现脱胎换骨式的技术改造，迎来了第二次创业的辉煌，一举扭亏为盈，并且销售收入将以每年10亿元的增长速度上升。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420厂了。

420厂（原国营新都机械厂，现称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成都东郊水碾河、双桥子一带，是二机部第4局管辖的为歼击机生产发动机的专业厂。它是中央在川的特大型军工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所谓“正军级”的单位（东郊一般的大型军工企业都是正师级单位），有着1.3万职工和近20亿资产，光是厂区就有1275亩土地。420厂被老东郊戏称为“东霸天”。

420厂大门 成华区政协供图

420厂的建厂堪称一波三折。

过去，我国的航空工业比较薄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政府于1955年11月就向苏联政府提出援建要求，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谈判，谈判协议于1956年4月7日由周恩来总理签字生效。苏联援建的这批项目共有14个，包括420厂和132厂（歼击机整机制造厂）。苏方提出，项目的初步设计和工艺部分由苏联在莫斯科完成后提交中国，其余的设计和图纸由中方承担。按照协议规定，420厂应于1956年上半年完成厂址的选定和勘察工作，所有项目于1959年年底或1960年内建成。

不料厂址的选择却颇费周折，从1955年8月开始，直至1956年5月，才最终敲定。大型国防工程要建在内地，以保证安全，这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于是，二机部第4局的选址小组来到四川省江油市，才得知此地早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特殊钢厂，若飞机厂、发动机厂再建在这儿，将来的食品供应将会成大问题。之后，选址小组选定了绵阳市，岂料在勘测中发现此地有两大弊病：一是易受洪涝，若要回避的话，只能向山沟呈线状分布厂房；二是离铁路线太近，不利于保密。于是只好转移到德阳南郊再勘测，已经确定了厂址，启用了印章。1957年2月，工厂的基建已进行了半年之久时，二机部第4局根据党的“八大”会议精神，却电告工厂，命令该厂缓建。工厂只得紧缩筹备机构以待命。

1957年7月，因国家建委认为在德阳南郊更适宜建设重型机械工业区，一机部第4局下文，将420厂迁到成都东郊424厂（第二汽车厂）厂址。新厂址位于成都老东门牛市口附近，距城约两公里。1957年11月，国家建委在复查了424厂的勘测资料后，批准了在成都东郊建设420厂的方案。1958年3月，420厂筹备组由德阳迁来成都东郊水碾河，并在新厂址上开始基建。

此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已经蓄势待发。1958年8月，一机部在部属企业领导会议上要求：航空工业“五年在生产上赶上英国，十年在技术上赶上英国”。一机部在当年9月的南昌会议上又发出通知：由沈阳111厂“成套支援”420厂。一俟会议结束，111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即绕道成都，到420厂筹备组了解情况。“成套支援”新厂迅即进入议事日程之中。紧接着，兴建420厂开工典礼大会召开，基本建设拉开序幕。

从1956年4月签订中苏协议，到1958年10月破土动工，420厂最终落地生根耗时两年零六个月。

沈阳111厂地处沈阳大东区三家子村，最初叫空军东北总厂第三厂，是1948年沈阳解放时我军接收的旧航空工厂，它的前身是北满飞机制造厂，它在解放前夕曾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说，航空工厂建不起来，他睡不好觉。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航空工业局，就在一机部（重型机械工业部）里增设了航空工业局，对外代号称第4局，并由该部部长何长工兼任局长，航空工业局开始在沈阳办公，后来才搬到北京。到了1962年，第4局才改称三机部。当年，中央先后从全国调来一些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有的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该厂的科长都是厅局长一级），并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要求这些人员在政治上十分可靠，同时还调来各种新式机床，使该厂迅速形成了修理喷气式发动机的能力。此前，朝鲜战场上被击伤的飞机只能送到苏联去修，111厂充实后，不仅满足了抗美援朝空军作战和训练的需要，而且自身也日益发展壮大。

111厂无形之中成了我国歼击机发动机工业的摇篮，1956年孕育了410厂，1958年又支援了531厂数百名工人，现在又承担了“成套支援”420厂建设的光荣任务。(www.daowen.com)

既保证420厂的加速建成，又保留111厂成为试制工厂的基础；既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又保证1959年两厂既定任务的完成——这是一机部第4局确定的支援原则。整个转移工作根据这一“成套支援”的原则，立刻高速运转起来。一是建立了420厂的领导班子。报经沈阳市委同意，420厂领导由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总工程师柳毅等7人组成。二是确定了转移人员和机构的原则：111厂现有厂部及科室领导骨干，按2︰1的比例（420厂占2）输送；生产任务转到420厂的所有车间全部转移；生产车间完成下年111厂的准备工作后，大部分转移；可以取得410厂协作的车间，大部分转移；其余如锻造铸造车间等转移50%。三是成立转移指挥部、联络站、接待站，制订转移计划；派出有关人员先赶到成都，做生产准备、筹备食堂、准备接待后续转移的大部队等工作。按要求，111厂须向420厂输送各类职工3841人，各种大中型设备400多台。按照本来的要求，应该从1959年元月开始，分三批，在三个月内完成转移到位，但因成都这边的基建拖了进度，实际转移完毕的时间是在1959年年底。

1958年12月3日，搬迁工作正式启动，111厂在这一天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动员和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奔赴成都建立新厂。一石激起千重浪。故土难离啊！好多人在沈阳土生土长，有土地、有房子、有老人，哪怕是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是有感情的。对于在“伪满洲国”时期工业就相对发达的沈阳而言，远在大西南腹地、有数千公里之遥的成都，意味着遥远、落后、陌生、偏僻。到成都去，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告别父老乡亲，告别习以为常的安乐窝。大会小会地反复动员，妻子动员丈夫，儿女动员父母。工人们表示，为了支援祖国的大西南，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思想动员工作渗透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做到了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

此时的沈阳，早已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大雪漫天，但111厂却到处弥漫着热腾腾的景象。“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滚烫的豪言壮语似乎要融化冰雪，冲击着111厂每一颗敏感的心灵。很快，一张张申请报告雪片般地飞向了转移指挥部。

一马当先的木工车间先声夺人，响亮地提出口号——“迁厂人人总动员，一个不掉走在前，转移生产一齐上，建设新厂做贡献！”坚决要求先动员、先转移、先投产。在动员大转移的过程中，一个个先进典型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涌现。

有位女同志，是名党员，她报名要到成都，可她丈夫不愿意，她就提出离婚。后来在组织的干预下，她丈夫依从了她，夫妻双双一起到了新厂。

五十九岁的老工人李秀智，当时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他家里不仅养了很多猪，而且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新房子。他对组织的动员报以热烈的回应。他激动地说：“虽然快退休了，但是组织上既然看得起我，我就无条件服从，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多做贡献！”他很快处理了家产，坚决要求首批到达成都。其实，等他赶到成都时，他已年届六十，但他并不服老，也不退休，而是忘我地投入新厂的建厂劳动中，不分分内分外，不分昼夜，和年轻人一样干活。

木工李呈祥，面对即使儿子丢掉工作也死活不让走的父母，进行了动情晓理的说服工作，终于以柔克刚，按时离开了沈阳。

工人刘明亮，一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不需别人开口，他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住房处理了。他在将此事知会车间党支部时说：“我不怕成都热，再热也没有我的心热。”并表示他随时可以打起背包出发。

动员转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情感与觉悟表露和升华的过程。那些先进人物们，面对自己含辛茹苦积累的房屋、家具，还有自己饲养的鸡、鸭、鹅、猪等家禽家畜，或馈赠亲友，或忍痛贱卖，只为了心无旁骛地奔赴陌生的成都新厂。这样的人，一共有三十多名，他们是李秀智、李呈祥、刘明亮、佟富臣、陈国清……恕不一一枚举。他们的名字值得成都东郊的史册永远铭记。

特别令人慨叹的是，一些来自111厂的老沈阳，从此跟留在故乡的父母高堂天各一方，因为两地关山阻隔，万里迢迢，加上在420厂上班工作很忙，以及经济拮据，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地的亲人只能有短暂地几次相聚，直至风烛残年的父母撒手西去，有的人竟然没有机会再踏上故乡的土地，去送别亲人。

当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设备，要安全地转移到数千公里以外的成都，任务确实非常艰巨。大队伍开拔的时间在即，却遇到宝成铁路大塌方，火车不通。时任搬迁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李立德跑到北京，跟部里的人一起去找交通部。交通部的人说，我给你十条轮船，你们坐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上船，从海上走水路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船，溯长江而上到重庆，之后再坐火车到成都。这条路线，光水路就有3500多公里，加上重庆到成都这一段路，总共将近4500公里。当时，总指挥部考虑得很周到，在大连、北京、上海、武汉、重庆都分别设立了转运站。当111厂转移的工人到达上海、武汉、重庆时，当地的党政干部都到码头上去迎接，让大家很受感动。当时，好些人没坐过船，更没见过海，轮船在海上遇到风浪，颠簸得很厉害，小孩大人都呕吐，吐得翻江倒海，好多人呕吐以后吃不下饭，一个个东倒西歪，无精打采。在沈阳坐镇指挥的李立德那天半夜接到电话，说船上乱套了，大家都不吃饭。他急了，下命令说，不管怎样都得吃饭，要保存体力，共产党员要带头吃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有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在船上得了重感冒，发高烧，没有挽救过来，他是他父母生的头一个娃。他的父母很年轻，两人忍着悲痛，含着泪，把他悄悄扔进了大海，眼睁睁地望着他沉入海里。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人们当年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他们在路上奔波了二十多天才到成都。

来到成都没房子住，只好将一家人拆散，男的住男职工单身楼，女的住女职工单身楼，夫妻分开住。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这叫合并同类项。

除了乘船走的这10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是坐的火车。当时宝成铁路时断时通。铁路局也很支持，搬迁总指挥部要专列，就给专列。从沈阳到成都，每天给两节客车车厢，李立德他们每天去沈阳火车站送转移的工人。

从东北沈阳到四川成都，横跨七个省市，陆路行程2889公里；水路航程3521.5公里，加上成渝段行程，共4422公里。祖国的建设者们披星戴月，从北国奔向西南，跨越大半国土，用一腔热血浇铸信仰，来到成都的东郊，从此为东郊工业的振兴奉献青春，奏出一首昂扬的壮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