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期间，成都东郊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电子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这里所生产的军事电子产品从前期的仿制为主转变为自行设计研制为主。“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口号。东郊这些部属的企业，在艰苦奋斗完成自身生产任务的同时，还生了许多的“蛋”——接受部里的命令，包建了一系列的相关工厂，并且还派出得力的管理干部、科技人才、生产骨干支援所包建的企业，这是当时的时代特色。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部里还直接点名，把东郊得力的领导干部抽去三线的基地担任要职。比如，国家决定在贵州的山沟里也要搞个电子工业基地，搞了个081指挥部；1965年，电子部就把715厂的夏明文厂长调去，任081指挥部指挥长。又比如719厂的厂长白锋，也是被部里调去支援三线建设，任贵州061基地（有几个军工厂的小三线）的指挥长。

715厂在三线建设期间更名为宏明无线电器材总厂，我国第一只温度系数（PTC）RZB型补偿用热敏电阻就是由该厂自行设计制造的。该厂还受命先后包建了下列工厂：贵州4325厂、广元893厂、广东793厂、吉林794厂、陕西795厂，还有比邻的成都耐火材料厂。

1964年，我国第一只批量生产的彩色显像管，来自773厂（红光电子管厂）。为了打破美、日、苏、德对彩电技术的垄断，该厂历经5年，终于生产出第一只有电子工业“原子弹”之称的彩色显像管。虽然当时一只21英寸的彩色显像管成本8万元，而售价只有2万元。1967年至1968年，773厂专门搞了个第二生产基地，初衷是773厂遭到敌军轰炸以后，仍然可以及时生产军品管。当时，不仅在三线建设电子工业集中地的广元、青川建了一座新光厂，而且还根据省上搞厂社结合的指示，又在四川仁寿县禄加镇，在大山沟的山洞里另建了一座工厂，代号4403厂，有2000多人。最初定名为773厂第二生产基地，后来独立了，叫庆光电工厂。那里非常偏僻，交通极为不便，条件非常艰苦。到20世纪80年代李铁锤任红光厂厂长之后，发展势头强劲，鉴于新光厂和庆光厂从老红光去的技术骨干力量和先进的设备，红光厂兼并了二厂，把它们搬到了新都的电子大道，经过“输血”扶持，两厂走出低谷，被国务院三线办树为三线搬迁单位的样板。

1965年9月，906厂（成都电机厂）步入批量生产阶段，保证了军事装备的配套，基本满足了国家为该厂制定的配套任务，成为四机部微电机生产的主导骨干企业。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采用稀土永磁材料，首次研制成功为飞机雷达无线伺服系统配套的无刷电机，领先国内。

766厂（前锋无线电仪器厂）的QF商标在三线建设时期开始名扬全国。最值得骄傲的是，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就有该厂研制的卫星用测量仪器——微波网络自动测试系统，四机部军管会因此还给该厂发来了贺电。这项新技术完全是在高度的保密状态下研制的。

整个1965年，边建厂边生产的970厂（亚光电工厂），刚刚完成了部里下达的急需的军工任务。1966年，该厂又与兄弟厂一起，承担了贵州凯里873厂、甘肃天水871厂的包建任务，迁移到成都刚刚安定下来的一些管理和技术骨干，又匆匆告别了蓉城，奔赴大西南、大西北的崇山峻岭。

“文化大革命”中，784厂（锦江电机厂）在四川广元的深山沟里包建了0821基地，该基地包括6个厂，都是有关雷达制造的专业工厂，其领导和技术骨干，包括部分设备都是784厂支援的。

成都东郊的“东霸天”420厂（新都机械厂），在三线建设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巨大。首先是包建了陕西汉中地区012基地发动机厂的3个厂和2个专业化厂。以副厂长孙光远任组长的7人选点小组，先转道贵州011基地学习集训。新厂的建厂原则是贯彻中央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关键、要害、精密的要进洞，重要部分要镶、贴、嵌、埋，外露的要村落化、乡土化，力求厂房外形与民用建筑一样，隐蔽在村落之中。这年8月起，012选点小组耗时20多天，行程600公里，在汉中的勉县、略阳、宁强3个县跑了几十个地方，最后确定在山沟两边或山坳里的小平坝上建厂，具体布局是：发动机总厂建在勉县方家坝、大件厂建在艾叶口，冲压焊接厂建在七里沟，喷咀标准件厂建在李家沟。(www.daowen.com)

420厂又根据部里的通知，抢在“战争爆发”之前，在陕西汉中地区迅速建设了一套航空发动机制造工厂。这套工厂，从规划、设计、基建、器材订货、设备搬迁，到调试、正式开工投产，全部由420厂承担。建了470厂（总装）、480厂（大件加工）、490厂（冲压焊接）、370厂（叶片毛坯）、380厂（叶片机械加工）、390厂（喷咀标准件）等6个工厂。

420厂在1967年又接到指示，包建了汉中的第一、第二两个航空工具厂，以及在汉中发动机叶片厂包建汉中热力学计量站。

到了1968年，中央要求“两个大搞”（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420厂根据指示，与430厂一起，共同包建汉中大型运输机发动机厂。两年后，420厂又被安排在勉县东营包建汉中锻铸厂，以解决为汉中大型运输机厂铸造配套问题。

自1966年11月至1970年，420厂支援汉中建厂人员总共900多人。

此外，420厂还大力支援贵州新厂的建设。为力争贵州在1969年国庆节前造出飞机，向毛主席献礼，该厂按照部里要求支援贵州新厂有关设备与人力的通知，完成了2000项工艺装备的制造任务，又派人参加贵州新厂的水、电安装工程突击队，与410厂合作为其制造的发动机试车平台也安装调试完毕。到了10月，又受命抽调340名技术骨干支援新厂。

以上，我不得已从《成发五十年》^[2]一书中摘录了一些数字罗列出来，枯燥的数字反映的却是包建三线厂的艰辛，以及成都东郊工人阶级“召之即去，去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无私奉献。

当年，中央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在执行的过程中，地方就出现了过分强调“山、散、洞”原则的现象，造成建设地点都过于偏僻、过于分散的严重问题。工厂的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这种建设方式给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这些“山、散、洞”工厂完全违背了工业建设的客观规律。

20世纪80年代，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转折，国务院确定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有计划地进行以“脱险”为主的三线调整。许多有条件搬迁的三线企业得以走出大山，回归城市，而一些无力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成都东郊当年这些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员早就与原来的工厂脱离了关系，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人员才回归了成都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