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下，G20机制实现了从财长会议向领导人峰会的转变，正在朝着“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方向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G20机制至今仍保留着危机应对的特征。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议题上，G20主要讨论成员国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在成员国政策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政策协调的效果明显下降。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议题上，相较2008—2009年而言，当前发达经济体改革治理体系的意愿大大下降，目前只能选择在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非常缓慢地推进改革，例如监管影子银行、打击国际逃避税等。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打破G20 只在金融危机时有效的“魔咒”，实现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成为G20机制发展亟须破解的难题。

引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或许能够有效地帮助G20实现机制转型^[2]：首先，2030 议程可以为G20 设立一个新的中长期目标，克服G20的“迷失感”。在金融危机时，G20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避免世界经济重回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正是这种共同的“恐惧感”使得G20 国家有了共同的目标指引，协调一致地采取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3]在金融危机过去8年之后，共同的恐惧感已经不复存在，成员国各自为政，政策分化明显，短期利益盖过了长期利益。而2030议程是一项普遍的议程，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G20国家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应发挥引领作用，带头落实2030议程，为大力促进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其次，2030议程可以为G20成为全球经济长效治理机制带来“政治合法性”。尽管G20国家的GDP占全球85%，人口占2/3，但G20 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质疑：即凭什么世界上20个主要的经济体就能决定世界经济的所有大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只要主要经济体能够带领大家走出危机，合法性不成问题，但在后危机的长效治理中，一些中小国家一直在抱怨G20是“经济大国俱乐部”。而2030 议程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发展议程，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参与了该议程的制定，因而具有很高的政治代表性。如果G20用2030议程作为自己的目标，强调大国的作用只是体现在帮助大家实现共同制定的目标上，大国并不谋求特权，只是具有更大的国际责任，这样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合法性就会得到更多认可。(www.daowen.com)

最后，2030议程为增强G20执行力提供机构支撑。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低下是近年来制约G20 机制转型的一个突出难题。G20 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非正式国际机制，或者说只是一个论坛，没有法律条约作为基础，也没有常设秘书处提供机构支撑。在G20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很难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进行落实，容易出现“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局面，这也是导致为什么近年来每一任G20的轮值主席国发表的文件大有“一届盖过一届”的势头。而2030议程是一个涵盖17项目标、169项具体目标的具体行动议程，每项议程都有相应的联合国机构或其他国际机构在负责落实。^[4]G20如果介入这些机构的落实工作，一是能为这些机构提供“政治推动力”，毕竟G20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在这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二是能以身作则，带头配合这些机构的工作，通过制定本国的2030议程落实国别计划，形成大国示范引领、各国竞相落实的良好局面；三是这些机构也会为落实G20会议的共识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从而有效提高G20的执行力。

总体上看，2030议程为G20机制转型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使得G20在中长期目标、政治合法性以及机构支撑等方面都具备了长效治理的基础，但究竟如何才能在G20治理中引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呢？或者说，G20该如何在落实2030 议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呢？一方面，作为G20 中专门负责发展问题的工作机制，G20 发展工作组（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简称DWG）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从一个发展问题的“工作组”转变成为推动G20更加关注发展问题的“动力源”（Policy Resource for Development across the G20），另一方面，发展工作组还要推动G20其他工作组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加强G20各个工作组之间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G20治理中的主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