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它就是人口迁移”^[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口迁移问题决定着全球化进程的演变。只不过在过去，学界对全球化的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气候环境等领域，国际移民问题似乎得不到主流研究的重视。当然，移民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移民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移民与安全、发展、环境乃至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复杂关系使得跨国移民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

按照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简写为IOM）的定义，“国际移民”是指“离开本人之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2]。根据学者们的归纳，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基本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政治原因通常是指受到政治压迫而导致的移民，经济原因主要是指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回报而产生的移民，社会原因则通常介于这两者之间，如为了家庭团聚等。

管理得当的移民无论对目的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还是对来源地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都是强大力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民在不同的接受国一度被认为既可能是潜在的威胁，也可能是资产；而一些来源国视外流移民是一种损失并谋求补偿。2000年之后，出现了更加积极的移民观：移民不仅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可以是积极有利的；要让人的流动积极正面，就必须至少让利益攸关方（来源国、目的地国以及移民自己）均受益。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开始逐渐改变对移民的看法，认识到移民作为资产的优势和价值。^[3](www.daowen.com)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摘要”统计，2017年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58亿，比2000年时增加约7500万人。其中，亚洲移民数量最多，增速也最快，其次是欧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及非洲。从增速上来看，21世纪以来国际移民呈现出波浪式增长，2000—2005年，国际移民存量年均增速2%，2005—2010 年增速加快，达到了2.9%，2010年之后增速持续减缓，2010—2015年约为2.4%，2015—2017年降至2%，这反映出当今世界人口跨境流动依然强劲。不过，移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未见明显提高，2017年的国际移民数量约占全球总人口数的3.4%，比1990年时（2.9%）仅高出了0.5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以来比例增速有所加快。^[4]国际移民流向更加多元化，不仅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南北流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相互流动（南南流动），还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北南流动）。不过，南北流动与南南流动是主要形式。相对于区域间国际移民，由于文化的相似性，地缘相近性等因素，区域内国际移民更为活跃频繁。2017年，67%的欧洲移民、60%的亚洲移民、60%的大洋洲移民与53%的非洲移民都属于区域内流动。尽管如此，国际移民的分布格局仍然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2015年大多数的（67%）国际移民生活在20个国家，其中美国占比最大，达到19%，这一现象到2017年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从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看，发达国家仍然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2017年国际移民的64%生活在发达国家，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为36%。与2000年相比，前者比重略有上升，而后者呈下降趋势。同时，高收入国家吸收了更多的新近国际移民，2000—2017年新增国际移民中的75%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国际人口流动存在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处于净移民人口增长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处于移民人口的负增长状态。^[5]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移民现象并非全新事务，它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传统上人们都认为移民对于输入国和输出国都具有正面的积极效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国际移民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提供了一种机制来实现来源国和目的国劳动力市场的再均衡，通过侨汇促进了移民来源国的投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同时提升了新理念与新技术的全球性传播。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官方记录的移民汇款收入2017年达到4660亿美元，比2016年的4290亿美元增长8.5%，包括高收入国家汇款收入在内的全球移民汇款总额2017年达到6130亿美元，比2016年的5730亿美元增长7%。这些资金积累了人力资本，如进行有效投资即可创造财富，对于移民目的国来说，可以通过外来移民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可利用外国智力带来创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