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加强全球发展治理参与的主要方向

中国加强全球发展治理参与的主要方向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与联合国的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之中。如前所述,在具体规划与执行层面,中国与联合国发展治理合作采取的是国内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形式。[114]在全球治理主体渐趋多元化、非政府部门影响力逐步提升的形势下,这一短板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国对全球发展治理的有效参与。[116]对此,中国政府部门宜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应标准、方案,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有序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加强全球发展治理参与的主要方向

中国与联合国的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之中。不过,从政策分析、建言献策的角度,仍然可以就中国籍公民在联合国的任职、联合国机构地区总部或区域中心的设置、中国国际发展政策的整合性、企业与社会组织在联合国的角色、企业对联合国采购的参与等五个方面,提出参考性建议。其中,前三点主要涉及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后两点则主要涉及非政府部门与联合国的合作。

第一,加强国际公务员人才培养,充实中国籍公民在联合国的中级、初级管理层或技术层任职比重。尽管近年来陆续有中国公民出任联合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但中低层工作人员的中国籍员工比例仍然相当薄弱。以联合国秘书处为例,目前中国员工仅有460名,占总数的1.09%;而这460人之中,仅35%是管理人员或专员,达到D1及以上级别的职员更是寥寥无几。[103]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职员不足10人,远低于按地理分配名额的18—30人。[104]中国在粮农组织的应有任职人数为31—42人,而实际人数仅为17人;在粮食署任职人数仅11人。无论从任职数量还是职员级别构成来看,均远远低于众多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低于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105]这一反差,与发达国家对本国在联合国机构职业官员培养的重视不无关系。例如,日本仅在过去10年间,就支持了近300名初级职业官员(JPO)到联合国各机构任职工作;在该项目的推动下,联合国开发署的日本职员人数显著增长。[106]

提升中国公民在联合国机构的任职数量和职务级别,关乎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总体绩效。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国际组织的任职是中国国家权益、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中国代表性偏低的问题应得到认真对待、及早解决。[107]从当前一些迹象来看,中国已开始注意到上述问题。[108]今后的重点应该是确保关注不偏移、具体执行有保障。

第二,加强与联合国各实体的机制化联系,吸引其在华设立地区总部或类似的高级别分支机构。中国领导层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重视且坚定支持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将迎来新起点。[109]在此背景下,争取更多联合国实体在华设立相应分支机构、推动双方之间的机制化联系更趋紧密,是中国外交应予重视的着力点之一。有学者指出,联合国机构总部多设在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则相当少见;中国应在做好国内准备工作的同时,争取发展合作、减贫援助、网络治理等领域的机构总部、地区中心或分支机构落户中国。[110]事实上,与机构总部所在地多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更改不同,新设地区总部或中心的目标,在政治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无直接冲突,对中国、联合国而言实为彼此两利的共赢之举。(www.daowen.com)

第三,提升国际发展合作相关工作,包括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各机构对口联系工作的整合性。如前所述,在具体规划与执行层面,中国与联合国发展治理合作采取的是国内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形式。这一形式有助于相应机构、部委根据自身权限范畴,划定分工界限、各展所长。不过,随着新形势下多种发展问题彼此交织、相互关联的特征愈发明显,对原有管理方式作出适当调整、改进,使之更好地适应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已是大势所趋。[111]联合国的一些机构也表达过类似关切,即中国提供援助的机构为数颇多,彼此间的协调合作有待改进等。[112]考虑到中国今后很可能更多地通过联合国来推进发展合作或对外援助,在当前归口管理方式的基础上,明确一种更易于监督、操作的统筹协调架构,可能是改进整合性的现实选择。

第四,重视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的潜力,引导其为全球发展治理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在联合国的发声逐渐增多,[113]但整体程度仍然明显偏低。以联合国全球契约为例,目前该组织在世界各地已建立100多个地区网络,参与企业近万家;其中,来自中国的企业和机构仅240多家,且大多数是国有大型企业。[114]在全球治理主体渐趋多元化、非政府部门影响力逐步提升的形势下,这一短板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中国对全球发展治理的有效参与。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中国代表提出参会非政府组织应具备联合国授予咨商地位的提议,就遭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异议,认为过高的资格门槛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115]类似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来自中国民间机构的声音也阙如。[116]对此,中国政府部门宜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应标准、方案,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有序参与者和贡献者。

第五,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联合国平台提供的机遇,更好地“走出去”。从现有可改进的空间来看,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联合国采购重视度的不足。2013年,联合国系统采购的货物与服务总值达16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采购的仅有1.78亿美元,占总量的1.1%。[117]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联合国采购蕴含着相当可观甚至巨大的商机。一方面,进入联合国采购市场的企业可享受免税待遇,避免了日益增多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同时还能以较低成本提升本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118]另一方面,联合国近年来明确表示在采购领域应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确保采购渠道公平惠及发展中国家。[119]如今,中国企业正处于“走出去”的重要时刻,善用联合国采购提供的市场机遇,无疑是企业竞争力提升、国家利益海外扩展的关键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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