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国还是联合国，在参与、介入全球发展治理时，都有各自所重视的目标或需求。其中，一些目标更接近于规范、理念层面，另一些则更接近于利益、实际层面。中国与联合国在这两个层面的核心需求上均表现出高度一致，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规范层面目标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2030年议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等三方面。对联合国而言，2030年议程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本身即是在联合国倡导之下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理念和共识。^[61]2030年议程更是对此前数十年间联合国重大会议和成果的继承与巩固，^[62]可谓联合国发展理念的集大成者。对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同样凝聚、反映了本国的诸多重大关切。《国别方案》明确指出：2030年议程的落实，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3]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国主动积极地参与了该议程从咨询、讨论到设定、启动的各阶段，使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见解能够在议程中得到相对充分的体现。在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的带领下，经社事务部500多名工作人员历时近两年半，支持各国完成了关于制定2030年议程的讨论与谈判工作。^[64]与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MDG）相比，2030年议程更多地吸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与关切。

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范式及途径，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共性远较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性为多。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中国尽管积极投身于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但相当一部分支持措施是以出口信贷等并不完全符合OECD关于官方发展援助定义的形式提供的；显然，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合作不宜归属于OECD设定的框架与标准之下。^[65]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对联合国框架下、定位于国际发展合作协调中心的“发展合作论坛”则旗帜鲜明地予以认同和支持。^[66]中国派代表出席了发展合作论坛的多次全球筹备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表现出相当积极的姿态。另一方面，联合国的发展观历来有别于OECD、布雷顿森林机构所奉行的传统援助范式，对中国等新兴援助国通常持相对宽容、开放的态度。^[67]以中非贸易投资为例，面对这种新型援助方式，联合国报告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其有效带动了非洲的经济增长。^[68]

关于中国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发展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中国与联合国之间同样有着较高程度的共识或默契。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一些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有时甚至是远超过合理范畴的责任。例如在联合国会费比例谈判时，欧盟代表提出的“多重梯度人均收入宽减”方案，以及2010年初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中关于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卫生状况的筹资模式，等等。^[69]面对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角色张力”，中国的应对之策是坚持“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定位。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合国对此的认可。^[70]通过“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定位，中国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得以在发展中化解“身份冲突”。另一方面，联合国成功地为国际发展事业争取到了更多资源，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参与而提升了自身作为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正当性。(www.daowen.com)

第二，利益层面目标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南南合作两方面。作为2030年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17项SDG 对具体各议题领域作出了详细规划，以保障其逐一落实。对联合国而言，实现SDG 是今后15年间的重点事项与优先要务，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认同与支持显然不可或缺；不仅如此，中国在SDG 各个具体目标上的推进，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重要的引领、表率作用。与MDG 相比，增长与就业、技术创新、包容性发展等目标在SDG 中的地位显著提升。^[71]对中国而言，SDG 的实现既是其国内发展需求外化的要求，亦是中国海外利益稳步扩展的必由之路。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等问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亟需妥善应对的挑战；与联合国的合作有助于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72]另外，中国海外利益扩展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寻找、培育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汇合点，而SDG 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与借鉴。例如，《中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载明：力争10年内双方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双边投资存量至少达2500亿美元；其中就有6处提及可持续或可持续发展。^[73]

南南合作是中国与联合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又一重要领域。2013年，南南合作总值已超过200亿美元。在OECD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常常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一数字彰显的南南合作增长无疑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和象征意义。不仅如此，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的通过，更是让南南合作的势头得到进一步提振。^[74]国际发展领域内南南合作地位的上升，给中国和联合国均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联合国而言，南南合作规模、重要性以及参与行为体数量的迅速增长，给联合国发展系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需求和相应压力。作为回应，联合国已出台多项举措，如联合国发展集团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任务小组的设立等；另外，2015年调查的25个联合国机构中，绝大多数都已将南南合作纳入各自的战略规划，且在年度报告中对此进行阐述。^[75]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国家利益的向外延伸势必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交集，进而使得南南合作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关键意义日趋明显。当前，中国海外资产积累已达数万亿美元，有3万家中国企业遍布世界各地，^[76]其中仅在非洲就有2000 多家，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正在迅速拓展业务。^[77]另一方面，妥善应对南南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中国在外交层面提出创造性的合作思路与方案。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需要依靠周详的外交运筹。^[78]具体到南南合作来说，与联合国合作推进相关事业，就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需要善加运筹的重要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示出希望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联合国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79]中国政、学两界有影响力的多位人士也提出了通过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开展南南合作和对外援助的建议和构想。^[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