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近年来更趋奋发有为的态势，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国对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2030年议程的参与，是其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就此而言，考察中国在2030年议程上的举措，为理解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呈现出某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它们分别涉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南南合作、南北关系、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

首先，中国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国际组织的比较优势来决定自身与其开展互动合作的重点方向，并且努力使之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总体目标的实现。以2030年议程为例，中国意在促成联合国主导进程与G20 落实工作的相辅相成，即联合国在早期咨询磋商、后续监督评估中发挥主导作用，而G20通过制定落实工作行动计划等举措发挥表率作用。之所以有此构想及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种多边机制各自在职能范畴、影响力等方面的强项与弱项。作为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突出优势在于其普遍性及权威性。联合国机构对评估等环节的领导，满足了国际社会对相关进程合乎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联合国系统内机构设置的庞杂臃肿和运行效率的低下，则意味着它并不适合事无巨细地承担起2030年议程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由于G20在“号召力和集体行动力”上的优势，它能够以确立高级别原则、设定优先领域等方式，对联合国有关进程形成支持和互补。^[65]

其次，除联合国与G20 之外，中国也并未忽视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例如，2016年7 月，李克强总理就与IMF、WTO、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六家主要国际机构领导人展开对话，共同商讨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合作，并且一致同意推动圆桌对话会的常态化、机制化。^[66]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并非被动依靠国际组织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反，它在识别、运用这些组织的比较优势之余，还主动采取措施以强化其既有优势。以G20为例，该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曾被普遍寄予厚望，期待其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任，但近年来却面临改革势头停滞、影响力趋减的挑战。^[67]中国以主办杭州峰会为契机，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列为峰会重点议题，开创性地就2030年议程落实制定行动计划，将发展问题放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发起倡议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其根本用意就是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重振国际发展合作的活力。(www.daowen.com)

再次，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一方面就南北之间的某些分歧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立场与原则，另一方面也同北方国家开展务实合作。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技术转让、发展权、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与兑现等，历来就是南北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许多分歧至今悬而未决。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坚持南方的整体立场。例如，中国牵头起草了金砖国家在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其中明确提出：金砖国家重申应将发展权置于2030年议程的核心，呼吁尊重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政策空间。^[68]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以开放、务实的态度与发达国家合作。李克强总理在OECD 总部演讲时举例指出，中国向拉丁美洲出口渡轮的动力系统，就是从发达国家采购的环保型发电机；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既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也面向发展中国家就地生产装配，其目标在于三方共赢。^[69]

最后，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中国采取了国家与市场两种手段相互结合、各有侧重的方式。对于公共产品属性较强、难以由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的领域，中国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国际机构的能动性，以促成其运作。例如，在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设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为国际税收、创业、反腐等合作领域作出贡献。对于兼具公共与私人产品属性、不宜由政府或企业单独承担提供成本的领域，如基础设施的跨国互联互通等，中国采取了国家与市场相互促进的方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一带一路”：在国家层面，中国以发起国际合作倡议、创建亚投行等支持性金融机制的方式凝聚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共识；在企业层面，各国企业均可根据自身实力和对盈利前景的判断，按照市场原则自行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