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从事经济外交的核心目标，与它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看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换言之，前者往往蕴含于后者之中。以中国而论，其国际秩序观或全球治理观是理解经济外交目标的一个恰当视角。根据习近平主席在G20工商峰会上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阐述，中国主张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重点构建全球金融、贸易和投资、能源、发展治理的国际经济格局。^[54]从这一系统表述来看，中国现阶段经济外交的总体目标应该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寻求和创造更多的利益汇合点，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其绩效的改善，另一方面在既有国际经济体系中为自身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一目标并非无的放矢或泛泛之论，相反，它旨在应对与化解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面临的现实风险甚至威胁。

首先，中国之所以倡导平等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长期以来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布雷顿森林机制内发达国家把持过多比例投票权与决策权的不合理局面，用意在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渐进改革，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升这些机构的正当性与运作效率。

其次，中国之所以倡导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保护主义、排外主义风险的上升，意在通过提倡开放、非排他的地区主义，重振各国对多边合作机制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余波仍在产生后续影响。正如福山等学者观察到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各国的呼声渐趋响亮，^[55]多边合作的吸引力却黯然失色。^[56]一个代表性的例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有十五年，本应在2016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至今仍然不愿对此作出明确认可。中国以2030年议程为契机，在诸多场合呼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是出于对上述迹象的警惕和回应。(www.daowen.com)

再次，中国之所以倡导合作的全球经济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的是效果不佳的传统发展伙伴关系——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单向的“捐助—受助”模式，意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新形式，突破和拓展此前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狭隘的发展伙伴关系。“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发起、提出的国际倡议，但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共商、共享、共建的合作原则，而非由中国单方面设定规则章程。

最后，中国之所以倡导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针对的是此前数十年间全球化进程收益分配的不均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失衡。2030 年议程提及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全球化失衡的结果和表现。为此，中国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项目、技术等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等新机制和平台加强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共赢方式融入全球经济。毋庸讳言，在此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有着切身利益，如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更多样化的合作选择等。事实上，这正是新合作形式的生命力所在，即更为坚实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