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社会，也就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主导者，它们在全球问题上设定议题、制定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国际行为规范，拥有主导性的制度性权力。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力量相对薄弱，总体来说是国际规范的被动接受者，在制度性权力上处于失衡的位置。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它们的主动性上升，它们开始主动提出理念、诉求。二十国集团是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并且在其他的全球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此次峰会东道主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的非正式治理框架的灵活性，从议程设置和落实共识两个方面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在杭州共识中得到体现，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制度性权力。

1.议题设置方面：新议题与老议题增加新维度

第一，提出体现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的新议题。

杭州峰会实现了二十国集团发展议题历史上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融入G20的整体框架，放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实现发展议题在G20治理中的主流化；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发起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发展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主流化，以及在“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核心任务中加入“包容增长”，都意味了发展的视角和权重的增加，它将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内涵，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更受关注。

第二，老议题增加了体现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的新维度。

首先，在金融治理方面，普惠金融被带入二十国集团的议程。

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方面，二十国集团成员一直存在两派声音。一派以西方的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强调金融应该规避风险，应主要将资本贷给那些信用良好的国家或项目；另一派以金砖国家为代表，强调金融的目的是发展，资本积累是为了贷给穷人，金融要勇于承担风险，国际金融格局应当更加开放。此次，中国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二十国集团讨论中。所谓普惠金融，就是加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金融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让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居民和低收入人群也能享受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13]此次会议，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治理方面的重要讨论议题，《20 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等文件在峰会上得到讨论，并达成共识。各国承认了普惠金融对加强金融包容性、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二十国集团的集体行动将围绕包括普惠金融等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展开。

其次，在国际税收治理议题下，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税收监管和税收与发展、税收与公平等新议题。(www.daowen.com)

国际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自动情报交换等是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而且公平一直是国际税收制度讳莫如深的话题，发达国家一般不愿意提及。中国自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来，支持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政策领域技术援助，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提出各类税收援助倡议，呼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出发，有效整合项目资源，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税收能力。中国还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共同努力，率先垂范，主动贡献，提出在中国建立G20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知识分享的平台。中国还呼吁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能力，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修订，提高其在国际税收规则中话语权，持续增强国内资源动员能力，增进社会福祉。^[14]《杭州峰会公报》第19条明确承诺，“继续支持国际税收合作以建立一个全球公平和现代化国际税收体系，并促进增长，包括推进正在开展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合作、税收情报交换、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和税收政策协调等”^[15]。《G20 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提出，G20承诺加强国内资源动员，继续开展国际税收合作，为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完善国内税收政策监管体系，更好收集利润信息和数据，打击非法资金流动。G20通过了加强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的行动倡议，帮助有关国家参与上述活动，动员国内资源。

2.在落实共识方面：IMF份额改革与反腐败治理

第一，推进了IMF份额改革的共识。

二十国集团的灵活性是新兴经济体应该利用的优势。以IMF 份额改革为例。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该工作组成立于2011年，为从G20层面推动国际金融架构的完善提供依托。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美国的拖延，以IMF份额改革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改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期间，该工作组更是陷入停滞。中国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后，工作组会议多次讨论IMF份额与治理改革，峰会也就继续推进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落实达成共识。2016年1月，历时五年之久的IMF2010年改革方案终于正式生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国份额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杭州峰会公报称，G20继续推进IMF 份额和治理改革，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并形成新的份额公式。^[16]

第二，进一步强化了反腐败合作的共识。

作为汇聚世界最主要经济体的国际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也是反腐败领域多边协作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从2009年匹兹堡峰会就开始讨论反腐败问题，并在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上决定成立反腐败工作组，加强全球反腐合作。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上，各国达成了相关的反腐败行动计划，达成了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和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等共识。在杭州峰会上，G20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等事项，国际反腐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反腐败的共识进一步深化。这些成果标志着国际反腐败的共识进一步强化，反腐合作的措施进一步具体化，更加务实有效，也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追逃追赃方面的共同诉求，彰显了中国在国际反腐败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力。

总的来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80%，它们不再仅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接受者，更是贡献者，它们在全球治理上提出的新规则，更符合客观需要与历史现实，为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新动力、开辟新空间，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制度性权力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