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中，影响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三种：

1.结构性因素。现有研究中，影响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流程再造与层级结构（Andersson，Pearson，1999）、全球化^[1]（Pearson，Andersson，Porath，2000）、裁员（Blau，Andersson，2005；Vickers，2006）、使用兼职员工及组织变革（Vickers，2006）等。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增加，而有研究已经证实工作不安全感会导致工作场所无礼行为（Milam，Spitzmueller，Penney，2009）。

2.环境性因素。现有研究中，影响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环境性因素主要包括专制集权、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充斥着焦虑的工作氛围等（Andersson，Pearson，1999；Cortina，2008）。在工作环境中充满着专制集权的组织气氛，领导者对无礼行为放任自流，营造出一种支持无礼行为的工作环境。不良的工作气氛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也有助于营造出一种容易发生无礼行为的工作环境。另外，预算消减也有助于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发生（Carter，1998）。

3.边缘性因素^[2]。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和环境性因素是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重要因素，属于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内部原因，例如工作气氛、组织变革等。与之相对应，存在于组织外部的因素，如电影、电视等，只能作为补充性因素来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因此，本书将这些因素称为边缘性因素。现有研究中，影响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边缘性因素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媒体以及技术创新（Vickers，2006）。Rau-Foster（2004）认为，电影和电视为员工实施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提供了榜样。Vickers（2006）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的快节奏性使得员工容易产生疲劳感，认为他们在工作中缺乏休息和缓解。一方面技术创新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沟通更加的方便，另一方面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应用，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较多地采用背对背的沟通方式，缺乏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容易导致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失真，也不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因而更容易增加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发生的概率。

在边缘性因素及结构性因素影响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研究中，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理论研究上，而实证研究相对还比较欠缺。在环境因素的探讨中，主要研究专权领导和破坏性领导（如辱虐管理）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促进作用，而其他的领导风格（如道德型领导、公仆型领导等），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阻碍作用方面的研究较少。另外，基于中国的文化情境，对领导方式与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少。这些方面都将成为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部分内容对现有关于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前因变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充分梳理和汇总。我们发现在组织中，有很多可以导致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因素，如个体人格、工作满意度和公平感知等。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前因变量，以及这些前因变量影响员工无礼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从而便于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本书绘制了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影响因素图。具体如图2.3所示。(www.daowen.com)

从图2.3可以看出：首先，影响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前因变量主要是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具体而言，影响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格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员工认知因素三个方面；影响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因素、环境性因素、边缘性因素三个方面。其中，学者们对个体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情境因素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例如，Cortina（2008）研究发现，专制集权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不良的工作气氛，更容易导致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

图2.3　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其次，前因变量和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研究非常欠缺。目前，学术界关于前因变量与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研究，仅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在裁员、组织变革、流程再造与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Milam，Spitzmueller，Penney，2009）。

再次，前因变量和员工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也非常匮乏。通过查阅国内外现有文献，到目前为止，仅有Inness、Leblanc和Barling（2008）研究发现，组织惩罚在特质愤怒^[3]、侵犯人格与个体侵犯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关于前因变量与无礼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探索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