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源于对异域语言文化的陌生、生疏,甚至是误解误判。语言安全的重心也应该放在语言使用和话语传播层面考虑,让使用主体和传播主体免受由于语言使用和传播带来的安全隐患与忧虑。我们很欣喜地注意到国内已经有不少机构已开始着手对“一带一路”国外语言状况和语言国情进行介绍和普及工作。但是,鉴于“一带一路”涉及至少65个国家,200多种主要语言,民族、宗教、历史、政治和社会等文化差异乃至深层次的潜在冲突在所难免,单纯的、简单的介绍和普及还远远不够。有关部门宜尽早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语言安全战略主要定位于语言服务,主要满足国家和企业海外利益对于“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

首先,语言安全战略研究需要开展对象国语言文化现状调研,重点考察和监测其语言文化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民族语言问题、语言纠纷、语言冲突,乃至重要语言舆情事件,切实提高战略预见性。

其次,语言安全战略研究需要重视跨文化语言管理问题,这里的语言服务涉及向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习俗、禁忌等跨语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服务,还涉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跨文化案例数据库,以及基于多语种翻译和语言技术传播的海外舆情、政情、社情、商情诸领域的语言服务。(www.daowen.com)

最后,语言安全战略还涉及“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的安全问题。无论是中国跨文化形象塑造,对外文化传播,哪怕是“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传播都不能忽视语言的传播价值和本质,都需要从语言安全战略高度审慎对待。西方个别国家和势力一直刻意丑化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论调”甚嚣尘上。更有甚者,海外还有人将孔子学院对外文化传播污蔑为“意识形态输出”。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国际政治生态霸权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海外传播的话语安全意识不足,缺乏话语安全战略规划,亟需建立维护话语安全为主体的话语危机公关机制。

此外,我国还应积极规划“一带一路”话语体系,避免出现包括“一带一路”英文译名在内的跨文化传播标准混乱问题,积极主动利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讲好中国故事,规划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