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体规划中的战略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等重要领域,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

其一,语言标准化。中国术语、字体设计和借词规范历来都是技术传播的关键内容,事关国家语言主权,随着中国装备、技术和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相关的术语标准国际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外来科技名词层出不穷,术语统一和规范等领域中都暗藏玄机,充满了语言竞争。特别是我国与不少周边国家的跨境民族语言国际标准化的工作,事关民族关系和国家安全大局。例如,朝鲜文就涉及我国、韩国与朝鲜三个国家,而且目前三国语言标准差异较大,我国亟需争取主动权,进行协调规划。

其次,语言信息化。语言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信息化的水平,是国家信息安全的保障。“一带一路”潜在较多的非传统安全风险,计算机语言信息化,特别是依托人工智能的多语种语音识别技术,对于防范和应对跨国跨地区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等活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信息化建设中,语言信息技术安全将是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重要一环,基于多语种的语言分析和语音识别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将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www.daowen.com)

其三,语言材料编纂。双(多)语辞典和语法书等语言材料编纂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传播和学习普及意义也不容忽视。例如:外国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于1823年编撰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的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为当时欧洲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从事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辞书建设的主要任务,除了了解和学习沿线国家语言的对内型辞典需要加强规划之外,为了推广汉语国际教育和传播战略,急需考虑开展对外型本体战略规划,即针对不同外国汉语学习者的辞书出版尤为重要。过去我国对外辞书建设千篇一律,没有重视和考虑国外社会文化环境与国内的重大差异,致使辞书和语言学习材料在国外“水土不服”,无法满足国外学习者汉语学习需求。因此,编纂适合“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学习者需求的双语辞典,已经成为新时期对外辞书编纂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