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地位的战略规划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同场合和领域的语言功能的战略规划,另一个是“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沿线国家语种的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功能定位是一个战略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有65个,涉及44亿人口,目前尚有不少国家正积极准备加入,呈现出开放扩大的格局。因此,有必要提前进行顶层设计,对语言功能开展战略规划工作。语言功能的战略规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语言沟通成本,实现语言“互联互通”,达到互惠平等的目的。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没有充分考虑到语言互通的问题,相关企业和机构在实践中,往往受制于语言障碍,交流渠道并不通畅。在现有语言格局中,除了迥然不同的各国通用语或是民族共同语之外,在沿线主要语言中,俄语是中亚区域的通用语,阿拉伯语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是跨区域通用语,法语在西非和北非等地也是实际上的跨区域通用语。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不仅在东南亚具有较大影响力,在中亚的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目前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等领域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局面暂时还无法改变。但是,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重要建设者,应对语言功能早作战略安排与规划。语言功能战略规划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以各类通用语建设为抓手,加强“一带一路”区域通用语战略研究,调查沿线国家各类通用语使用现状、分布、活力状况等社会语言学问题,在尊重各国语言主权的基础上,尽早推动沿线国家确定“一带一路”通用语。具体可以确定若干个“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语言,或者在友好协商基础上,通过划片方式,确定部分区域的通用工作语言。另一方面,应尽快着手将汉语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通用语言之一,为扩大汉语在沿线国家政府和主要建设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提前布局规划,确保汉语在关键领域、重要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基础文本、工作文件、谈判文书和国际会议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符合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投资者和重要建设者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长远看,世界语言发展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际人口移动、经济发展、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英语作为国际强势语言地位并非不可动摇,“一带一路”建设是千秋大业,语言功能的战略规划更要放眼未来,未雨绸缪,尽早把汉语功能战略规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语言地位规划的核心议题就是语言选择。“一带一路”国家语言丰富多样,有些国家不仅有多个官方语言,还有重要民族或是部族语言、方言,在某些地区或是某些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语种战略规划时都应重视起来。

首先,官方语言的语种规划成效显著。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和规划,截至2018年,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设置全面覆盖沿线国家官方语言,这对于我国扩展与“一带一路”国家官方层面交往意义重大。随着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外语语种专业建设也需要加快进度。(www.daowen.com)

其次,地区通用语规划亟待改善。“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仅限于单纯的政府交往和外交事务,跨国合作和民间贸易都会涉及当地非官方语言。因此,从国际地缘政治和中国海外利益角度考虑,单单考虑官方语言语种规划还远远不够。仅以非洲为例,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是官方语言,豪萨语、祖鲁语、阿姆哈拉语、富拉尼语、曼丁哥语等五种语言都不是官方语言,却都具有通用语价值,在非洲部分地区是实质上的贸易通用语,而我国尚未开设富拉尼语和曼丁哥语。近年来,我国对非投资日益增加,中资企业一旦在非遭遇纠纷和困难,若向当地政府投诉交涉无门,往往需要求助于地方部族首领出面调停解决,这就需要相关精通社会文化者处理和协调,而熟稔当地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战略语种规划迫在眉睫。语言战略观告诉我们,语言不仅是政治外交对话工具,也不仅是贸易沟通载体,同时也是事关战略安全的重要资源。“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合作共赢,是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和共赢的新路。但是,“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国际人道救援和搜救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语言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丝路安全问题时,在消除和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面对“一带一路”的语言安全隐忧,我国在语种布局和规划方面,还有待改善,尤其需要加强具有安全价值的战略语种规划和研究,例如中东地区的库尔德语,就事关我国海外能源利益和安全,应当予以优先发展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