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具有发生源及问题属性存在不确定性这一新特征。除了语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等常规特征外,还更加典型、直接、明显地呈现出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时空交错、常态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

首先,“一带一路”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境内外“三股势力”若隐若现,全球恐怖主义最为猖獗和活跃的国家基本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需要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在参与处理国际公共安全问题时,如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维和警察、国际医疗队等国际事务,都对相关人员的外语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为此,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应急机制亟待建立。以国际反恐为例,在中东地区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正不断向世界各地渗透,这将会成为威胁“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为此,我国必须立即启动针对“伊斯兰国”关键语言规划工作,提升国家语言安全防范措施。其中,库尔德语就应当成为关键战略语种,亟待开设课程,培养专门关键语种人才,以应对未来反恐之需。

其次,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还涉及网络与语言信息技术安全问题。语言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信息化的水平,是国家信息安全的保障,但由于我国语言文字技术标准严重滞后,现代语言技术的创造力、控制力和使用能力等不甚理想,^[12]这制约着国家信息“红利”,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信息安全的“隐患”。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信息化建设中,语言信息技术安全将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www.daowen.com)

最后,多源性语言安全还涉及舆情和话语权问题。舆情的媒介和载体离不开语言,舆情的传播分析和评价离不开言语、修辞和语用策略,其本质就是一种话语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汉语国际传播,还是话语规划问题,都事关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局,是现实“民心相通”的关键。为此,有关部门需要系统开展话语安全规划和传播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