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我国周边国家与边疆区域(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主体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内外联动的,应对往往有两难性质,且治理方式复杂。我国边疆地区多为语言、文化和信仰不同的多民族聚居地,不仅存在“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明显的涉外性,而且“固边、治边、富边”任务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8]不少边疆民族地区的语言问题与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牵涉到内政外交工作,个别语言问题甚至会被境内外分离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利用,倘若处置不利就会对国内乃至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约50种语言,相比而言,跨境分布的同一民族语言,存在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认同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存在由于国家不同而带来的语言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差异,因此这些跨境语言在语言身份及语言社会使用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9]这些差异造成语言活力和语言地位的变化,在“一带一路”核心区不少跨境语言的语言活力有限,有的语言受到威胁,面临转用;有的甚至处于濒危和几近消亡状态,^[10]语言安全问题较为严重。语言安全问题同样还体现在我国媒体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国际传播实力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的宣传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所占话语权十分有限。^[11]此外,由于周边地区政治和军事动荡,也会给边疆、边境地区带来难民问题,以2015年初缅甸果敢地区战乱为例,有10万左右难民涌入我国境内。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果敢难民的涌入对我国边境地区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尚没有引起社会混乱等严重不良影响。但是,果敢难民问题在近年屡屡发生,而且从世界范围看,难民问题处理不当,就可成为暴恐温床,会形成公共安全问题。因此,积极开展难民语言服务和语言融入工作,未雨绸缪,是防范和避免语言安全问题的关键。(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