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源性语言问题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境之外的语言障碍重重,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之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或是语言交际受限而带来的语言冲突在所难免,这些问题会对国内乃至世界产生影响或是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到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问题。欧洲有句古话:“入境而不通其文,只能如孩提学话。”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面临更多跨语言和跨文化沟通问题,语言安全问题会随之而来。

首先,语言障碍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从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 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 817起,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都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是否能够最终成功。^[5]

其次,语言能力成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短板”。以“高铁出海”为例,我国高铁在技术上已领先于世界,在“一带一路”沿线拥有广阔市场。然而,“高铁出海”,语言是第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对当地语言文化不了解,成为高铁国际化的最大短板。再以近来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和发展境遇为例,中国企业遭遇到的语言障碍就与“语言”知识储备、语言能力密切相关,给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www.daowen.com)

最后,语言文化风险严重制约海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在众多风险因素之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甚至高于主权风险(46.9%)。^[6]例如:泰国是东南亚一个以旅游文化闻名的佛教国家,但是其南部却持续了十数年的穆斯林分裂运动,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往往因为语言问题引发冲突,仅2014年就造成330人死亡,600余人受伤,^[7]这对当地投资和旅游环境,特别是人身安全带来重大隐患。

针对上述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有关部门首先要对语言安全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必要的识别、评估、预判和应对。由于这类问题的发生和出现具有不确定性,还涉及外交外事工作,乃至国家利益,对其应对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更有必要提前启动相关准备和预案研究,需要建立常态化的语言和文化风险预警监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