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性问题主要是指“一带一路”国内地区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语言资源、语言服务和语言能力等领域。这类问题若处理和应对不当,可能在境内外乃至国际上都会产生影响,甚至会激发一系列安全问题,需要国家开展语言管理和规划工作来应对和防范。具体而言,内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外语资源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由“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这给中国外语规划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言,更不能奢谈具备较高水平的对象国语言和文化人才。外语语种严重不足、外语资源质量不高这两个问题,正凸显出我国外语资源安全的危机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在国家外语能力和外语资源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就结构性问题而言,除外语语种和外语高水平质量之外,国家外语能力的范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对此,我们不妨重温下许国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家外语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的质疑:

自从某年某月有了“翻译干部”这个概念起,对于外语界人才,只要求你会外语,此外别无所求。从那时起,外语人才是外事大员的附庸,似乎已经定局。这是要自省的。五十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山,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局面既定,学外语取得专业技能的这个主流方面受到忽视,甚至不予置理。1978年时,曾有跃跃欲试之势。那时有人出来说,还是训练翻译干部牢靠,外语好了,什么都可以学会,外语不好,两头落空——依然是翻译干部万能论。十四年过去,翻译学校生源愈来愈狭,档次愈来愈低,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徒唤奈何而已。^[3](www.daowen.com)

从许先生的观点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能忽视在外语资源类型和领域维度两个层面进行拓展。在服务于“互联互通”建设过程中,我国需要大量精通外语,懂得国际规则,熟悉对象国文化的法律、经贸、科技、金融和文化等多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精英人才,这就对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提出了“类型”和“领域”两个新的维度。从类型维度看,精通多种外语的“复语型”人才、精通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以及精通国际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研究型”人才将是国家外语资源建设的新重点。从领域维度看,国际基建、能源、航空、铁路等重点和关键领域的行业人才外语能力尤其值得关注,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外语资源安全问题。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语言资源安全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将给国内沿线西北、东北、西南以及广大中部地区带来重要发展机遇,而城镇化建设则是大势所趋。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员不断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都会带来语言生活的重要变化,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语言地图”必将大幅度改写。^[4]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大势之下,沿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保护值得关注。所谓语言资源安全问题,主要就是各类中华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濒危和消亡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语言不安全,更将造成国家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这将是中华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工作必须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任务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