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美国对中国研究的重视程度与已有的成果深度是首屈一指的,美国的大批顶级高校都有专门的中国或东亚研究中心,顶级智库也有专门的部门或者研究力量时刻关注中国问题。同美国相比,欧洲的中国研究机构存在几处硬伤。

第一,机构数量较少。在美国的众多大学中,专注于中国或是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心、研究机构不胜枚举,包括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普林斯顿大学也于2015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大学以外,美国也有许多智库拥有中国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等,知名的兰德公司也拥有一批中国研究人员。

与此相比,欧洲的中国研究机构数量要少得多,无论是在大学内还是大学外,都不能同美国相提并论。欧洲不少高校没有中国研究的相关机构,即使有,规模也并不是很大。牛津大学最近才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并为新中心建造了一栋大楼。而英国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大部分都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在众多英国大学中,只有包括亚非学院在内的部分学校拥有中国研究机构和师资。而在欧洲大陆,类似于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中国研究重镇屈指可数。

大学以外,欧洲本土建立的专注于中国研究的智库也寥寥无几。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项目主任顾德明教授(Francois Godement)和同事经常发表一些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报告,是目前较为出色的智库。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亚洲研究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尽管时常举办一些同亚洲有关的活动,但本身并没有太多研究人员,绝大部分为兼职,且活动也并非完全专注于中国。这也是为何墨卡托研究中心在成立短短几年之后,就能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的原因之一。背后的深层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对中国的重视程度。

第二,机构活动较少。由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数量的欠缺,导致欧洲的中国研究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经费频繁开展相关学术和研究互动。美国的众多大学都会提供一定的奖学金或是研究补助,欢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前去担任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或是交换学生。最为知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另有其他许多资助项目,例如由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每年选拔若干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普林斯顿或者哈佛完成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分别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共同推出的三个针对不同领域的中国研究博士后项目,入选者可以在美国和中国完成两年的博士后研究。(www.daowen.com)

这样的学术项目和人才流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开展中国研究。大批的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研究中国的学者,在美国的校园内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思想碰撞,产生新的研究灵感和观点,也为未来的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学术人际网络。而类似这样的项目,在欧洲极度缺乏。绝大多数的大学和智库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运作这些学术项目,也没有同中国各大高校建立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一些前往欧洲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因为语言和环境问题,无法在短期的访学期内,融入当地的学术团体。因此,资金、机构数量、科研环境等各方面因素都限制了欧洲中国研究机构开展活动。

第三,研究类别转型和对中国的认知转型较为缓慢。欧洲不少中国研究机构和师资还停留在“汉学”研究的阶段,专注于研究中国的诗词歌赋、文化历史。现在在欧洲提起“China Studies”或者“Chinese Studies”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还是中文学习、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常举办相关活动。这当然有利于欧洲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但是,对于“故纸堆”的研究,并不能有效帮助欧洲学界加深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摆在欧洲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要认识当代中国必须对现有机构进行转型,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真实的中国。

近年来,尽管中国同欧洲学术界有大量交流,也有众多孔子学院在欧洲设立,但不可否认欧洲学术界对于中国依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认识都有待提高。而学术界和智库界对中国的研究及评价将很大程度上左右舆论的整体趋势,进而影响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