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口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有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学重要人物约翰·哈里·邓宁(John·Harry·Dunning)曾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他认为对外投资能否发起并取得成功是由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内部化优势(Location)和区位优势(Internalization)三个核心要素所决定。^[2]也就是说,当三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变动时,企业的投资都将面临出现波动、产生损失的可能。邓宁在解释区位优势的内涵时提到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制度环境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制度因素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剖析。关于母国制度的研究,皮特·巴克莱(Peter·Buckley)认为,中国的国内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能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内制度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特殊优势。^[3]有学者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西部地区。^[4]同样是从母国制度环境出发,也有学者认为母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机制存在差异。威特(Witt)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管制、地方保护的不足的一种躲避(escape)。^[5]除了母国制度,对东道国制度研究是制度环境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陈兆源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民主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与东道国的否决者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6]也有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按照行业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度有着不同偏好^[7]。国际关系领域也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稳定性。国际关系的研究多是从双边政治关系、双边经济关系作为切入点,多数观点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8]、双边经济关系^[9]可以有效地补充东道国制度不足,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基于西方私人企业的出发点对中国国企、央企为主力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能进行充分地解释,如中国对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就无法体现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部分优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多是关注宏观经济影响,对具体到项目级的投资稳定性影响不明显;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可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但往往是基于双边制度、贸易等维度的积累之上才可发挥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