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葛天任[1]“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前活跃,但来自东道国的国内政治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稳定。本文研究了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港口投资和建设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在印度洋地区港口投资建设中暴露出“上层路线”失效、“下层路线”不足的问题。对于中国印度洋港口投资的社会政治风险而言,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葛天任[1]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前活跃,但来自东道国的国内政治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稳定。因此,确保中国在海外港口投资的稳定性意义重大。然而,当前中国在海外实际投资建设的港口,频繁发生中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签订了有效的投资建设合同后,项目却因为东道国政治原因所导致的合同意外变化的情况。(www.daowen.com)
本文研究了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港口投资和建设稳定性的影响。文章借鉴了萨缪尔·P·亨廷顿(Huntington·P·Samuel)的政府秩序论视角并进行了创新性使用,着重关注东道国国内政治中的“社会支持度”和“政府稳定性”两个维度,通过对两个变量的排列组合形成的四种模式进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的港口投资中,东道国的社会支持度、政府稳定性与中国对三国四港的投资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在印度洋地区港口投资建设中暴露出“上层路线”失效、“下层路线”不足的问题。对此,我国应在继续与东道国保持良好政府间关系的同时,需积极开展面向下层民众的公共外交;我国企业应积极承担海外建设项目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应技术性回避可能的国内政治风险。对于中国印度洋港口投资的社会政治风险而言,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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