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贸易潜力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2007—2017年沿线64个国家的数据,采用式(5)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情况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

表7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显著。

从表7可以看出,这些短期内不会变化的自然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下: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中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量会增加1.1%。

(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中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量会增加1.0%。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规模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的增加会增加对中国的进口量,同时也会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量,由于增加的进口量和减少的出口量相抵消,造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的变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影响不显著。

(4)中国人口规模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人口的增加减少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虽然进口额会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要小于出口额的减少幅度。中国人口的增加会增加国内产品的需求,减少产品的出口,进而减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5)中国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距离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北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距离远会阻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距离每增加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会减少1.3%。

(6)是否是内陆国家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沿海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高,内陆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低,内陆国家因交易便利程度低,造成进出口成本增加,从而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减少。

(7)是否有共同的边界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共同边界越长,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有利于中国进出口额的增加,这是因为共同边界能够减少贸易成本。

(8)是否有共同语言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相同的语言便于交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已经变得更容易,共同语言因素对进出口额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

2.贸易效率分析

根据计量模型[式(5)]的回归结果(表7),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的理论值,即贸易潜力;继而运用式(3)和式(4),根据贸易潜力估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时间变化的贸易效率。在估计出贸易效率后,根据表2给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划分标准,将属于该区域的全部国家的每年贸易效率值取均值,作为该区域当年的贸易效率值,估计结果见表8。

表8　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贸易效率

图3　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贸易效率(www.daowen.com)

由表8和图3可以看出,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贸易效率在逐年提高,并且不同区域的贸易效率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特征。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效率最高,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效率从2007年的0.58上升至2017年的0.62,11年间中国与东亚的平均贸易效率为0.55,年平均增长6.9%;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效率仅次于东亚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贸易效率从2007年的0.48上升至2017年的0.53,2011年中国与东南亚的平均贸易效率为0.51,年平均增长1%;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的贸易效率排名第三,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的贸易效率从2007年的0.20上升至2017年的0.26,2011年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平均贸易效率为0.23,年平均增长2.8%;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贸易效率排名第四,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贸易效率从2007年的0.14上升至2017年的0.19,2011年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平均贸易效率为0.16,年增长3.6%;中国与中亚、南亚地区国家的贸易效率比较低,2007—2017年间的平均贸易效率只有0.12,并且近年来发展也比较慢。

从上述研究情况看,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贸易效率比较高,中国首先应该大力发展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贸易。从贸易发展潜力来看,中国与中亚、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国家的贸易发展潜力最大,特别是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贸易发展效率近年来提高较快,因此中国应该把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贸易发展作为重点。

3.贸易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2007—2017年数据,采用式(6)模型,对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短期内容易变化的人为因素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9。

表9　贸易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注:***p＜0.01,**p＜0.05,*p＜0.1。

从表9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这些短期内容易变化的人为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下:

(1)外交伙伴关系级别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外交伙伴关系级别越高,两国贸易合作可能性越大,贸易条件越优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越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外交伙伴关系级别每提升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会增加1.2%。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取得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促进了贸易国之间的贸易交易。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关税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取关税会阻碍进出口额,减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4)全球航运网络连通程度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航运网络连通程度越高,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全球航运网络连通程度每提升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会增加1%。

(5)铁路总里程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铁路总里程数值越大,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

(6)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这表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提升。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模与影响力还比较小,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利于一国的进口,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所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7)汇率变化情况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汇率变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是多面性的,这取决于汇率调整的力度和方向,汇率下降,有利出口,抑制进口,所以汇率变化情况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8)友好城市数量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友好城市数量越大,说明民心相通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友好城市数量每增加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会增加1.3%。

(9)孔子学院数量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孔子学院数量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相近程度越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就越大。通过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学习,可以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孔子学院数量每增加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会增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