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合作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有学者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三部分——中亚经济带为核心区,环中亚经济带为重要区,亚欧经济带为拓展区。^[3]也有学者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国内路段和国外路段两部分。^[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必将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坚持和平共处、互惠共赢的原则,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特征和霸权主义色彩。^[5]“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地革命”,开启了一个“共赢主义时代”。^[6]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贸易合作有比较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地缘因素,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成立,中国与东盟之间在经济、贸易、投资、文化等领域均有突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迅速确立。^[7]“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应对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把控,中国通过向西发展巧妙化解了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向东压力。^[8]“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开发政策不谋而合,与上海经合组织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契合点,双方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中俄计划将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进行有机对接,并且计划在黑龙江部分地区建设“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中蒙俄经济走廊”“北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南北呼应的关系,构成“海上环形丝绸之路经济带”,极大丰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俄发展。^[9]“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巨大的地缘经济吸引力,不但能够平衡国内区域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且能够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新潮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与挑战。^[10]美国否定“一带一路”倡议,声称“一带一路”对美国并没有好处。然而,“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共赢是有目共睹的,各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为各国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步入“一带一路”发展的快速列车是发展本国经济的良策。^[11]“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扩展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通过与周边各国加强往来,建立“大周边”,真正实现“地缘周边”而非“地理周边”。^[12]有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沿线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13]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交通枢纽,是重要金融业、服务业、航空运输中心。新加坡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新加坡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14]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背景下,中东重要产油国沙特的经济发展严重下滑,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沙特的贸易合作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合作项目,实现双赢。^[15]《“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研究显示,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发展战略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支持率遥遥领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信心大幅度提升,积极情绪占比攀升至32.5%。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大力推进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要坚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各国普遍支持的国际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推进,要逐步从双边合作机制向多边合作机制转变。但“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同时仍然存在部分消极观点。^[16]开放的国际贸易不但对小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国也同样重要。西方少数媒体与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是中国推进“新殖民主义”的手段。^[17]还有国家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等同。2015年以后,这种声音越来越小,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18]

要想更好地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首先要识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

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贸易潜力是不存在贸易阻力(非效率)时的理论贸易值,实际贸易值与理论贸易值之比就是贸易效率。关于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是研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最常用的方法。引力模型把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的概念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它概括指出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距离,这就是最早的引力模型。最早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形式简单,对数据要求比较低,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该方法最大缺点是部分难以测量的贸易阻力因素被归于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项,从而导致贸易潜力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假设不可观察的贸易阻力因素的均值为零,模型拟合值仅反映各种贸易决定因素的平均效应,估计出的贸易潜力也仅仅是平均值的概念。^[19]为了克服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存在的不足,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了改造,在传统引力模型中引入了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是比利时的缪森(Meeusen)和布罗克(Van den Broeck)提出的,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估计各种决定贸易因素的平均效应,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衡量贸易完全有效时的最优贸易值,即在既定的贸易、运输、制度条件下,自由、无摩擦贸易能达到的最大值,类似于生产函数中的“前沿”水平。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把传统贸易引力模型难以测量的贸易阻力因素分解为两个部分,即随机误差项与非负的技术非效率项,这样就解决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固有偏差,从而更加准确地估计贸易潜力。引力模型最初的形式主要是说明两国的贸易流量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两国的距离成反比。^[20]伯格斯特兰(Bergstrand)把人均收入与汇率因素引入引力模型。^[21]弗兰克尔(Frankel)等学者第一次把两国是否有优惠贸易协定(PTAs),是否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引入贸易引力模型。^[22]贸易实际发生额与理论预测值之间长期存在着空白的未解释部分,这意味着传统研究框架下的影响因素是不完整的。制度因素可能通过影响生产效率和交易成本来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23]康(Kang)和弗拉蒂亚尼(Fratianni)分别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最小二乘法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177个国家在1975—1999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二者的计量结果基本一致,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要更准确一些。^[24]有学者建议把中短期内不可更改的客观因素用来测算贸易潜力,将中短期可变的人为因素用来分析贸易表现。^[25]部分学者将两国是否为WTO成员,“早期收获计划”(EHP),CAFTA以及APEC引入贸易引力模型。^[26]还有学者将两国是否接壤,是否签订FTA引入贸易引力模型。^[27]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关税壁垒的降低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缩小实际贸易发生额与贸易潜力的距离。^[28]有学者利用“两步法”估计了2005—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与总贸易效率,发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效率最高,与西亚地区的贸易效率最低,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递增。^[29]WTO、APEC和FTA对贸易非效率影响显著,并且影响方向为负,说明贸易双方加入这些组织能够抵消贸易非效率的影响。^[30]有学者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潜力。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呈现较大的不均衡。^[31](www.daowen.com)

目前我国关于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过去使用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较多。近年来,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在逐步增多。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较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考虑的影响因素更多,能够估算出比较接近无贸易阻力状态下的贸易水平。随着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功能和使用领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得到影响贸易水平的各变量的系数,并且可以利用影响贸易水平的各变量的系数计算出贸易潜力,同时还可以通过对计量结果残差项进行分解,得到随机扰动项和非效率项,继而进一步研究各国间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但目前我国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使用主要还是用来估算贸易潜力,对贸易效率研究较少。在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方面,目前主要是用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及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研究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分区域贸易效率研究基本空白。不同区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不同情况,不同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也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是提高“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贸易水平的关键。如果不能准确地识别出这些影响因素,就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贸易的对策与方案。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特别是两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以来,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些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对“一带一路”的概念、意义、前景展望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竞争性、互补性、贸易潜力、贸易效率等方面的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其他研究方法运用较少。从整体“一带一路”研究情况来看,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把“一带一路”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研究,对文化、教育、扶贫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研究较少;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研究中,对自然因素考虑较多,对人为因素考虑较少,对很多难以测度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考虑不够;对实际贸易量与潜在贸易量产生的实际原因分析研究得不够,没有把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因素,特别是非自然因素分析透彻,同时在样本数据选择上也存在不全面、代表性差的问题。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与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除了考虑自然因素外,本文重点就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人为因素展开讨论,包括文化差异、制度环境、政治环境、宗教信仰、国民受教育程度、自贸协定、清关时间、交通便捷性、关税水平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效率模型,重点对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