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理论来自彼得·A.霍尔等人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一书中提出的比较制度主义。霍尔将企业作为分析的中心,把企业看成建立和开发核心竞争力或动态能力的参与者。企业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开发、生产以及配送盈利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企业能力的关键是企业建立的关系的质量。内部的关系是企业与自己的雇员的关系。外部的关系是企业与其他一些参与者的关系,包括供应商、客户、合作者、利益相关者、工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由于企业的能力最终是关系性的,因此企业会遇到很多协调问题。^[49]

协调与制度密切相关。合适的制度就是那些能够协调均衡战略、可以给所有相关者带来更高回报的制度。这些制度能够降低参与者有关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得彼此可以做出可置信的承诺。^[50]比较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强调的是,必须存在能够交换信息的制度,以及能够监督、制裁那些破坏企业有其他参与者之间合作行为的制度。^[51]正式制度通常是在协调背景下实现相应均衡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正式制度有时很难充分保障均衡。^[52]在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同领域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也尤其重要。^[53]

霍尔等人区分了两种政治经济类型,即自由市场经济(LMEs)和协调市场经济(CMEs)。^[54]市场是一种支持特定关系的制度,具有公平和高度竞争的特征,伴随它们而来的是法律制度。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科层制和竞争性的市场安排来协调它们的行为。市场关系的特征是,在竞争和正式缔约的背景下,商品和服务公平交易。参与者对这种市场所产生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调整他们对商品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55]

在协调市场经济中,企业更多地依靠非市场的关系来协调它们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非市场化的协调模式通常需要更广泛的关系契约或不完全契约,需要根据网络内私人信息的交换进行网络监控,需要更多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与自由市场经济(其中企业行为的均衡结果通常是由竞争性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决定的)相反,企业在协调市场经济中的均衡通常是企业与其他参与者策略互动的结果。^[56](www.daowen.com)

霍尔等人的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研究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与对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的能力是关系性的,能力取决于关系的质量,因而必须解决大量的协调问题,协调需要具有互补性的制度来支撑。因此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很多是由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的,无法得到正式制度的保障或者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差。在“一带一路”风险研究中引入制度分析,关注“制度风险”显得尤为必要。

霍尔等人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两种理想类型作为分析的工具也具有启发意义。换言之,为了解决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市场协调和非市场协调的方式,在众多非市场协调的方式中有行政协调、社会协调等等。推动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风险研究成为一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也为更好地应对风险打开了广阔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