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面临的首要和主要风险。企业对外投资收益能否实现最大化,主要由被投资国国内的政局是否稳定,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所决定。^[26]所谓政治风险指的是,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国际投资的资产和利润损失,政治因素包括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例如战争、恐怖袭击、政府变化、政策变动、第三国干预、交易控制和投资限制、政府征收等。^[27]政治风险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全局性特点,企业难以预测和控制,时常给投资项目带来非常惨重甚至致命的后果。^[28]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国内政治、宗教、种族的冲突,使得政治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拓展的最大顾虑。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的数据,2005年至2014年间,中资企业“走出去”的120个失败案例中,政治风险导致失败的占25%,政治风险已成为导致对外投资夭折的主要风险。^[29]政治风险给我国企业造成损失的案例也是不断涌现,比如缅甸的密松大坝工程和莱比塘铜矿、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项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中墨铁路项目、中泰铁路项目等,要么夭折,要么一波三折。^[30]

政治风险的首要类型是战争动乱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首要条件是东道国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东南亚、非洲都存在着严重的战争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战争或内乱风险最常见的后果是造成国外投资项目遭受破坏、损失、被夺取或留置,这一风险时常具有突发性,所带来的破坏会涉及所在区域的多家甚至全部企业,而且企业因为战事所蒙受的经济损失通常都无法得到补偿。^[31]例如,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深受战争与战乱的影响。该地区民族、宗教、社会等矛盾尖锐,是战争、暴力冲突最为频发的高风险区域,也是极端恐怖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温床,给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带来传统的战争和武装威胁,以及非传统的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等风险。^[32]其中,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是严重动荡和冲突的国家,存在教派冲突、族群冲突、部族冲突、政府与反政府力量对抗、外部干预、极端恐怖势力猖獗,安全环境十分险恶。^[33]再比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因为国家动荡,缺乏安全,民众流离失所,使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油气资源无法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被称为“捧着金饭碗的乞丐”。^[34]在非传统安全风险中,恐怖活动的危害日益严重,导致显著的“贸易隔离效应”和恶性循环。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及反恐研究会(START)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4年全球总共发生恐怖活动约7.2万次,其中约84%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总计约17万人在恐怖活动中丧生,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约为79%,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35]

政党轮替与政治内斗，政策变动不居与政府违约风险。“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在劣质的民主体制下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国家陷入一种非常脆弱的治理环境之中。政权频繁更替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产生了三种风险:首先,政策的朝令夕改,使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政权更迭频繁使国家难以确立长远的规划,执政党或政府部门倾向于采取符合本党利益的短期行为,政党轮替后造成某些政策的失效或不连贯。这非常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中投资大、周期长的大项目的开展,而且也无法给大量中小投资者稳定的政策预期。例如,近些年泰国政局动荡不安,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频繁的政权更迭使“中泰铁路项目”一波三折。当初英拉政府与我国签署的“大米换高铁”协议由于军事政变得不到有效的履行,而巴育军政府希望借助中泰铁路和我国签署橡胶协议、水果协议等更多的附加协议。^[36]其次,政党轮替时常产生政府违约行为,新政府会推翻前政府与我国企业签署的合同,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37]例如,中电投集团耗资36亿美元兴建的密松大坝项目被冻结,首要原因就是缅甸军政府更迭与内部政治斗争。2018年,我国在马来西亚总价值22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与两个石油管道项目因政权更迭被叫停,这其中包含现任总理马哈蒂尔与前总理纳吉布政治斗争因素。^[38]除了东南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一般采取“交钥匙”工程模式,所有违约性风险都由作为承包商的中国企业承担,而违约行为在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铁路建设中时有发生。^[39]由于海外投资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地位不对等,面对东道国的政策变动与违约,中资企业往往无力与东道国政府抗衡,也很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赔偿,造成巨大的投资损失。^[40]第三,政权更迭时常导致东道国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2014年,泰国反独裁民主联合阵线同泰国政府发生冲突,政治动荡导致长城汽车在泰国打造汽车生产基地的项目无限期推迟。^[41](www.daowen.com)

经济民族主义兴起，政府强制征收风险。伴随全球化的退潮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壁垒高筑,对能源、矿产等敏感的投资领域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严苛的审核,甚至通过国有化的法律和法规,强制外资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股份转让给本国的企业或将资产化为本国政府所有。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运用强制剥离等手段增强本国对资源类外资的控制力,导致投资企业无利可图。^[42]2016年3月22日,津巴布韦内阁宣布,还没有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国投资企业必须在当月31日前上交实施计划,即外资企业需将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公民,若不遵循则吊销外企营业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