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风险”是指发生违背行为主体主观意愿事件结果发生的概率。而海外投资风险则可以界定为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过程中因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导致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水平的可能性。^[17]“一带一路”涉及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并延伸至非洲、美洲、大洋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东西方文明交汇,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差异较大。^[18]其中不乏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复杂的焦点区域,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混合交织,域外势力干预频繁,使“一带一路”的建设风险环伺。

各种风险交织重叠，组合风险高。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型项目的开展、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等涉及国家安全、商业利益、生态与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宗教信仰、地方风俗等诸多问题,使得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宗教风险、环境风险、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交织重叠在一起,极大增加了风险的严重性和应对的难度。比如中东地区,宏观风险与微观风险交织在一起,既有战乱破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风险,在微观层面由于语言、宗教、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受东道国教育、市场发育等因素的限制,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在公司治理模式、员工的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磨合问题;项目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管理不善或处理失误,又可能诱发宗教、社会乃至政治风险,甚至演变成公共事件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1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高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扭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常态”。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6)》显示,2016年,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家风险评级为5至9级(风险水平从中等到很高)的国家一共有50个,占比约为76.9%;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3个主要国家的国家风险评级平均为5级,高于或等于5级的国家有48个,占比近76.2%;2018年,该平均值上升至6级,属于中等偏高风险水平,高于(或等于)5级的国家有47个,占比74.6%。^[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报告(2019)》,其中涉及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99.89%。其中低风险级别(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A-BBB)包括27个国家,占35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高风险级别(BB-B)包括7个国家。^[21]2005—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共计66项,项目失败的投资金额共计798.9亿美元。^[22]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数据显示,2005—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受阻或失败的案例超过200例,合计金额超过3 200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案例56起,损失共计734亿美元,占全部投资损失金额的23%。^[23](www.daowen.com)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及防范已经引起国家领导人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指出:“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24]在谈到忧患意识和风险应对时,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25]国内研究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尝试对各种风险进行分类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