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不同性质的中国企业开展的境外业务、发挥的功能、面对的风险有所差异。当前国有企业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的主力军,境外业务由能源和矿产逐渐拓展到技术和质量更高的高铁、核电、特高压等领域,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挥的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民营企业同样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民营企业这样的生力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贡献不断提升,领域不断拓展。广大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技术创新的活跃力量,更是创造市场活力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过程中,我国民营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使自身的盈利和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目标相一致。^[7]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GIT)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其中22个国家有大型(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占同期中国企业对沿线大型投资额的20.58%与投资项目的30.43%。^[8]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 000多亿美元,占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根据2017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研究报告,500强民营企业中有274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海外收入7 900多亿美元(不含出口),比上年大幅增长5 400多亿美元。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和风险。如果“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或者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那么出资责任和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就是中国政府。由于“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收益率低,将导致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和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下降,消耗外汇储备存量。^[9]而一些标志性的项目和工程具有政治与社会目标,容易出现预算约束的放松,这将大大提高投资的风险。而民营企业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项目的预期风险更加敏感,能够与国有企业形成优势互补。比如,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能够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引入民间社会资源,开拓融资的渠道、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获得更为先进的技术、利用高效的成本控制方法和管理方式、优化资源的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促进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10]除了缓解资金压力和风险,民营企业的加入会使“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类型更加丰富,能够与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需要实现更灵活和全方位的对接。当前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绝大多数是风险高、金额大、周期长的基础设施以及矿产、能源类的大型项目,目的是打下工业发展的基础。而民营企业涉及的产业门类涉及大量的轻工业部门,将为基础设施与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需求,同时满足东道国人民提升生活水平的需要。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国有企业相比遭受的政治怀疑与阻挠相对更少一些。“一带一路”涉及的部分区域大国博弈激烈、地缘政治复杂,而且当前全球化处于退潮期,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国有企业的“国有”身份、对国家战略意图的实践更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警惕与质疑。国有企业投资集中于矿产、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11]矿产与能源的开发容易被诟病为“新殖民主义”。这导致国有企业在某些国家的项目面临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审查或具有“双重标准”的外资审核,甚至是中止和制裁。例如“美国封杀中兴事件”,东道国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借口,使得中兴也曾在印度面临被迫止步的情形。^[12]一些敌视中国的国家,也以国有企业的身份大做文章,将其视作中国实现政治意图的经济工具。李亚波使用2001—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所有制身份对海外并购成败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的成功率显著低于私营企业,受到东道国严格的安全审查以及对国有资本的歧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举步维艰。^[13]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治身份相对淡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障碍会小一些,更容易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尤其在某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和投资领域,国有企业由于前述原因在进入受限时,民营企业进入则会更方便,华为、吉利等民企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布局取得了较大成绩即为明证。^[14](www.daowen.com)

中国民营企业也需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把握机遇实现海外拓展和企业的优化升级。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民营企业面临结构转型的压力。那些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用工成本高的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而主要依赖海外代工的制造企业则需要向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扭转在全球分工中的不利位置。民营企业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积极寻求国际产能合作,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富余产能向海外拓展,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打造中国企业的品牌和标准。^[15]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意味着没有背负过多的政治功能,同时也缺少国家力量作为后盾,那么它们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倒逼企业改革,实现与国际接轨。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增长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它们发挥独特优势,对“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广泛参与,不仅能够服务国家建设的战略目标,而且能够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但是,当前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的参与仍然比较有限,面对巨大的风险和阻碍。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多数民营企业在不发达地区的开拓还处于筚路蓝缕的状况,企业家海外冒险、拓展的豪情也伴随着辛酸的创业历程。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且与国有企业面对的风险有共性。但民营企业在风险应对方面不具备国有企业的优势,国有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由于自身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获得资源获取、政策支持、融资能力等国家支持,这使国有企业不畏惧通过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6]同时,民营企业的海外开拓就性质而言,更倾向于市场行为,因此对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其面对的风险主要是东道国国家能力偏弱、市场欠发育而导致的“制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