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发生转型,是文化运动的必然规律。随着时代的变迁,辉煌都已成为过去,变成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大力支持云南的发展建设,力图将其打造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重点地区,并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枢纽之一,成为从陆上面向南亚、中东和东南亚开放的门户,使云南从开放的“末端”归位于“前沿”。前所未有的战略定位为云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就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也正是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自古以来云南就是我国进行对外贸易、交流的西南出口,即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在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二战”时期,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和与外部联系的关键通道,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而云南的云龙和祥云又因其独特的地理地质特点,成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节点,拥有良好的经济贸易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两地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这些路径与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情地情有关。本文选取云龙和祥云两地的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即祥云县云南驿驻滇汉人后代的古建保护和云龙县诺邓村的古村发展,进行比较。二者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同行为主体的推动下,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各有其优点,也都面临困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