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交易活动频繁,食盐运销是这些贸易活动中起源最早的^[3],也是最为重要的贸易活动。食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社会需求量巨大,消费弹性极小。在传统的农耕时代,大部分的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自给自足,食盐是为数不多的需要从外界获得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食盐像铁、茶等物品一样属于少数几项可大宗交易的商品,有着巨额的利润,产生巨额的税赋,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撑,甚至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命脉。因而,有盐的地方历来是政府争夺和控制之地。也由于巨额利润,在生存与利益的驱使下,民间贸易十分兴盛,很多地区因盐而兴,因盐而盛。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食盐产地和贸易中心之一的古代云龙即是如此。

1.因盐而盛的云南五井地区

云龙又称“五云”或“五井”,因有诺邓、顺荡、山井、师井和大井等五口主要的大盐井而得名。该地区位于横断山脉南段,历史上曾是一片海域,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多次地壳运动造成的海退和海浸作用,大量盐质呈盐卤和盐岩状态沉积下来,使得该地区盐卤资源丰富^[4],且盐质甚佳,自古就以产盐著称。也正因地处横断山区,云龙以山地为主,可用于耕种的土地数量极少,因此云龙人历来以盐为业,产盐、煮盐、烧盐、运盐、卖盐,不少于70%的人都与井盐生产和经营有关。民间所流传的“靠外地人养活本地人”的说法,即是指该地区的粮食主要依靠对外贸易,由此可见古代云龙地区生活的富足与经贸的发达。明朝更是在云南大理府(今云南大理)专设“五井盐课提举司”,其重要性与繁荣度可见一斑。

云龙自秦汉时期对外商路开辟以来,这条古道上食盐贸易不断,云龙地区作为重要的食盐输出地,其发展演变也完全赖于盐业经济的兴盛。据史书记载,汉代云南有三口盐井,其一就为云龙的比苏盐井。在唐代樊绰所撰的《蛮书》中,比苏井名称已变成“细诺邓井”,其盐业生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明朝中后期,五井盐课提举司每年向中央财政上缴盐税约四万两白银,占当时全国盐税两百万两的2%;清康熙时期,云龙州上缴课银六千多两,当占大理府总课的80%以上。五井地区所产食盐在滇西极负盛名,且商路驿道畅通,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腾冲,西接六库、片马,北连“茶马古道”通兰坪、丽江、西藏。其时四方商贾云集,百业昌盛,物尽其美,货畅其流。甚至由于盐业经济的发达,云龙历史上曾一度成为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

经济的繁荣支撑了文化的兴盛。云龙尽管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偏僻,但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整个地区文风蔚然、人才辈出。儒学文化自明初开始即成为“五井”地区市井文化的主流。明末,云龙开始出现学宫。清初,各地陆续开办义学,接着又创办书院。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曾一度作为通俗风尚凝固在诺邓、石门、宝丰、天耳、大井等五井世族理念中。据统计,仅清代中后期,云龙出进士3人,举人23名,贡生、秀才则达五六百之众。这一方面体现出古代云龙地区人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更体现出当地人的富足,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若不是家境殷实,家族想要供养一名甚至几名男性诵经读书、考取功名,绝非可能。

赖于盐业经济的支撑,五井地区极为重视礼仪文化与行为规范,强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修齐治平”“格物致知”等儒家思想精神,讲求尊敬祖先、孝顺父母、尊师重教等文化规范,形成了良好的乡风,被誉为滇西的“礼仪之邦”。以诺邓为例,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诺邓旧时尊孔习俗相当浓郁,一方面体现在孔庙的结构与设计上,规格严谨细密,设计恢弘庄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祭孔活动的隆重盛大上,规模大、规格高,缛礼繁节,有条不紊。

兴旺的盐业,给古代五井地区的人民带来经济与生活的富足,所以当地的各家各户十分讲究住房建筑的设计,以强调户主的身份与风格、修养与文化品味,云龙地区现存的古村落中,每一幢普通的房屋民居,门、窗、梁、架、斗、拱、柱、檐、枋、檩的整体结构或局部工艺方面都十分重视美观、精细、严谨与考究。云龙民居利用狭小空间开拓出一片俯仰生息之地的同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展现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2.经贸传统:对外贸易、国家专营与民间私销

在古代,盐作为一种稀有之物和重要的贸易商品,既是国家财政税赋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百姓赖以生存生活的重要依靠。国家为了维护王朝统治秩序,获得丰厚财政收入,严格控制盐业。齐国时曾实行专卖政策;汉武帝时期更是设置专门行政机构,实行盐铁官营,此后为历代沿用。且,自此,盐有了“官、私”之分。官盐按照国家规定,需定时上缴,形制统一,生产过程受中央政府监管。私盐,则为民间私留、私产和私下流通。民间力量为了谋求生存、获取利益也竭力攫取食盐资源,因此即使私盐为历朝历代严禁,但仍严禁不止。故而,以盐为中心,形成了国家、地方官员、灶户(即世代专门煮盐的人)、荒户(即没有卤水的农户)、商人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官方与民间的各方力量同处一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因盐而产生利益纠葛,或利益相同、相互依赖达成一致,或利益不同、相互较劲走向对抗。

对于国家来说,一方面,国家需要财政来源来维护官僚系统,所以会低价从灶户那里收购食盐,再高价出售给商人,由此获得利润,支撑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出于维护政治统治考虑,为维持市面稳定,防止因商人哄抬盐价而引起社会动乱,国家会限定市面盐的价格。

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历来以利为生,国家以高价卖给商人,商人只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才有利可图。然而,国家高价卖盐给商人,但又不准商人以太高的价格卖出,商人为图利润必然产生向灶户购买私盐的需求。(www.daowen.com)

对于灶户和荒户来说,由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太低,通常只是盐价的三分之一左右^[5],致使灶户辛辛苦苦生产的井盐所赚来的钱,除去柴钱、荒户工钱,已所剩无几,难以维持生计。而荒户的利益则和灶户利益紧紧绑定在一起,荒户作为灶户的用工,或为之煮盐、烧盐,或为之向外运盐、卖盐,灶户若无利可图,那么荒户也难以有谋生之处。所以灶户和荒户为了生存不可避免地会余留私盐,自产自销。

对于消费者来说,官盐和私盐两者盐质相差不大,官盐的流通环节较多,价格自然高一些;私盐的流通环节更少,价格相对低一些,两相比较,消费者也更愿意买私盐。官盐与私盐的销路有很大不同,官盐的销路更广,规模更大,但有些偏远地区或周边山区可能流通不到。然而,私盐由于规模小、成本低,更易流通,所以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消费者来说购买私盐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地方生产、运输和销售私盐,他们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所以商人和灶户少不了要打点和疏通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一些地方官员也知道对于私盐不能限制太严,否则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容易导致官逼民反,造成地方政治的不稳定。因此地方官员既要贯彻、执行中央王朝对私盐严格管控的政策,又要极力维护地方社会政治生态,以维持地方稳定,甚至从中得利。

所以尽管历朝历代都对私盐严厉打击、严格惩处,但私盐从未被禁绝,且流通不断,甚至一些时期十分猖獗。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在食盐生产、运输、销售这三大环节中利益对抗与纠葛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可以从云龙食盐生产贸易的整个流程中窥见一二。

在云龙,官盐和私盐都是由灶户生产。灶户按国家规定的盐课,每月向盐局上缴盐,并按照国家的规定制成统一的形制,每筒官盐上都盖有生产灶户的印章,印章上刻有灶户的姓名、灶号等信息,交到盐局过秤时还要盖上盐税已讫的公章^[6]。在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会派人严格监管、查看和收缴,在产盐量多的地方会专设“盐课提举司”进行监察。

但是尽管有盐课提举司严查,五井地区的灶户也会为了生存与利润铤而走险,默契地达成了除上缴盐局外要私自余留一部分私盐的共识。所以在生产食盐时,灶户们会有意识地余留除缴纳的官盐之外的私盐。在私藏私盐的过程中,荒户为了生计,也会与灶户共谋,帮助灶户私留生产的食盐。

五井地区官盐数量较多、规模较大、销路也较远,所以官盐基本依靠马帮进行运输,运送的马帮必须是持有官盐运销凭证的专商,他们沿着云龙向外的干道通向外部,再沿着南方丝绸之路通向各方。

由于历代政府对于私盐的运输监察都很严格,所以云龙私盐的外运必须考虑在不被官方发现的基础上偷运,加之云龙灶户私藏的食盐数量相对较少,因而运输方式也相对隐蔽、特殊。大体有三种形式:夜间私自偷运、在官盐的“庇护”下夹运和冒充官盐运销,且以人背为主^[7]。贩运私盐的也多为五井地区的荒户和附近地区出卖脚力的农民。

云龙生产的官盐有国家规定的运销范围,主要沿着南方丝绸之路销往保山、腾冲,甚至缅甸、印度,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以腾冲作为重要的商品交换地,用云龙食盐换取玉器、药材等货物。

云龙生产的私盐在长期的贸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市场,不同于官盐远销国外,云龙私盐主要销往县境内缺乏食盐的曹涧(现漕涧镇)、旧州(现旧州镇)一带。背私盐者或是在旧州直接进行盐米互换,或是先到曹涧把盐卖了再到旧州买米^[8]。这样错位销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盐与私盐的正面交锋,也就避免了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直接利益对抗。